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变迁与幸福感指数——基于2001-2010年数据分析

为了探讨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变迁对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影响,对2001-2010年间84份文献进行横断历史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该结果排除了发表偏倚,具有稳定性;(2)2001-2010年间幸福感城乡差值呈现出缓慢变小的趋势,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比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比等城乡社会差异是影响幸福感城乡差异的重要因素。     

青少年成就目标与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文章研究分析并探讨青少年成就目标、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使用成就目标定向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邯郸市两所中学293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初中男生的掌握回避目标显著低于女生。(2)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的自我效能感都显著高于初二年级的学生。(3)初一年级学生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心情愉快的程度显著高于初二、初三年级学生，初二年级学生对健康的担心程度显著低于初一、初三年级学生。(4)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在掌握趋近目标、掌握回避目标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领导干部的幸福感与工作绩效

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水平较高,对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较高;领导干部的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领导干部的工作幸福感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工作中的自我接受和福利待遇幸福感影响其生活的满意度,自我接受和人际关系幸福感影响其情绪体验;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工作幸福感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建议:重视领导干部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的幸福感;重视领导干部不同的工作幸福感对工作绩效不同方面的影响。     

民生财政支出的幸福评价——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是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居民的收入越高,民生财政支出对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强;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较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稍强;民生财政支出对于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对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不显著。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社区能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社区能力所蕴含的社区主体能动性及其政策导向为研究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分析工具。已有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区效能感及社区社会工作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稳健聚类回归方法,对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能力与社区外在效能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引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高社区效能感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研究

采用大学生学习幸福感问卷、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及大学生学习适应量表对40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学习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大学生学习幸福感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与学习适应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适应对大学生学习幸福感有预测作用.     

当前主要社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沿海某省调查为例

本文以幸福指数为分析工具,对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干部群体、国有企业管理者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和城市贫困群体等七个社会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就本次调查来看:除城市贫困群体外,所考察的其他六个社会群体的总体幸福指数均高于理论均值.不同群体间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差异,并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主观生活质量所存在的群体差异,集中体现了社会变革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实现状况.主观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对自评幸福感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群体差异.当前,知足充裕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对七个社会群体的自评幸福感普遍发挥作用.     

土地流转何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基于产权认知的视角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深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评判和市场体验,是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土地流转锐化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获得感,改善了农民的市场体验,从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能够产生被尊重感、公共事务参与感和“成人之美”的道德感,进而产生自我价值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道德获得感。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生成过程表明,要锐化与提升农民获得感应注重农民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情感态度与体验,让惠农举措与农民的思想意识及认知水平相协调。同时,要提升农民获得感不仅要定向、定点地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要在市场经济中丰富农民的经济机会和集体决策的内容,让农民在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提升政治获得感。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我需要得到满足和理想实现的心理体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标准以财富为第一位,其次是家庭美满、身体健康、生活如意以及社会和学校认可等。中国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上状态。影响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是人际交往、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专业学科及家庭教养方式等;主观因素则是人格特质、主观效能感及价值观。高校应从创建高尚的校园文化、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利用社会实践提高应对能力等方面创设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环境;同时,也要从树立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主观变量方面多维度进行引导,使大学生树立积极的幸福观。     

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及城镇化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加入人口因素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城乡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受制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建立考虑人口因素的城乡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城镇化率与总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扩大我国居民总消费,但城镇化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调节。因此,基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且农村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应是: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总体消费水平;再在此基础上提高城镇化率,进一步增加总消费。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支持政策的实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选择

农业支持政策在发达国家有着很长的历史,而且和工业支持政策保持基本相同的变动规律,属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手段。"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城乡统筹战略选择下的特有经济范畴,其实质是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我国的土地产出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目前技术允许的极限,单纯依靠进一步发展农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并不是一条有效途径;现代农业补贴政策的大部分功能在于保障粮食安全,并且受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的制约,也不能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应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我国新时期城乡贫富差距状况及发展趋势

我国的城乡贫富差距表现在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个方面。在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改革之后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在财富差距上,城乡居民之间,无论是储蓄存款还是实物资产拥有量都有极大的差距。从城乡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入世后的影响来看,今后几年内,城乡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分析与对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和全国一样，城乡和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发展的不均衡巳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关键，农村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所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提高全省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就成为当前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理性选择。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及政策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阶段性的变化，从1978-1984年逐年缩小，1985-1990年略有扩大，但基本未超过改革开放前的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差距迅速扩大，目前已经超过了世界一般国家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阶段性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政府的政策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农业的保护政策等都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本文分阶段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了政策性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误区的成因

当前我国农村教育价值取向存在“城市中心”和“农村中心”两种误区，它们共同具有工具化倾向的特征，形成这两种误区的因素有：教育价值主体、国家体制与政策、城乡文化意识、农村传统思想观念、农村教育发展认识和城乡现实发展。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非常明显,不仅表现在规模和结构方面,效率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2—2009年29个省区的数据,分析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城乡金融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需要竭力缩小城乡金融差异,还需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 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 Blinder-Oaxaca 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养老模式选择: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基于2007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

本研究运用2007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的问卷调查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从养儿防老观、老年幸福观以及福利消费观三个纬度探讨了现代社会下我国公民养老模式观念的变化,并分析了其价值观转变的原因。研究发现,当今我国养老模式是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本研究最后从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区域层次定位了其养老模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