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以太平洋战争为起点

石庆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国内史学界尚无定论。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抒管见,以就教于从事二战史研究的同志。 二战起于何时,是二战史研究中分歧较多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史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三一”说。这种观点认为,二战是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时间开始的,“而应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作为起点”①。 “三七”说。主张二战以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为起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出现,“就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开始”②。 “三九”说。这种观点认为,“一九…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CSSCI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战后日本核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核政策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从坚持“无核三原则”到在核问题上政策立场与实际运作相当矛盾。对于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传统的分析存在着缺陷。本文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发现这一变化是伴随着日本对自身身份认同从“核武器唯一受害者”到“普通国家”的变化而演变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是日本核政策调整的原因。身份认同是通过国内、国际因素共同构建的。     

"位置意识"与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

本文以战略文化的观点,从“和”的文化开始对日本人的位置意识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日本人文化性格中的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以位置意识为背景的日本战略文化特征及其与大国结盟并努力成为大国的战略思维方式。进而分析了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通过建立“普通国家”而再次显现出来的上位意识,即大国意识的恢复。最后通过日本人的对美追随政策和日本人的中国观,进一步讨论了日本人的位置意识和大国意识。     

论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内外夹击策略的主要特点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残杀亚洲各国人民,而且在国内也是用屠刀代替“人权”和“民主”。这种频繁的大屠杀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用于发动侵略战争的一种手段。他们在使用这种残忍手段进行无休止的侵略扩张中,又往往是从国内到国外,双管齐下、交替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夹击”策略。现将这种策略的主要特点简述如下。一、借神化欺骗愚弄民众     

浅析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日本一直努力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第59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小泉内阁基于新的国际国内背景发起了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外交攻势,其意图旨在推动日本走向“普通国家”,并巩固内阁执政地位。但一系列因素决定了日本的目标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应避免明确表态,以最终争取到一个既有利于中国长远国家利益,又为民众感情所接受的局面。     

论日本80年代以来的资本输出

论日本８０年代以来的资本输出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李唯二战以后，日本资本输出又重新发展起来。特别是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日本资本输出更有了新的大发展，最终成为世界头号资本大国，并形成了以证券投资为中心的资本输出新格局。日本资本输出已日益成为独立推动经济发展的...     

藤田和芳：从一根萝卜开始的革命

不能对人口出恶言，与生产出有机农产品有什么关系？在日本，致力于有机农业的“守护大地协会”却将“不能口出恶言”列为生产标准。 38年来，藤田和芳与他的“守护火地协会”一直为日本民众吃上安全好吃的农产品而努力。两年前，“人地模式”在中国开始推广，但中国的情形与昔日的日本并不相同，全社会的信任危机使有机农业步履蹒跚。     

日本战后绿色运动观照

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艰难道路。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水俣病”为首的各种“公害病”陆续发生,震惊了世界,终于引发了关爱地球环境的世界性潮流。从组织形式看,日本的绿色环保运动以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形式出现,并活跃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中国正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今天,有必要对日本战后绿色运动的历程加以观照。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日本战后文学“战争受害”主题论

美国学者劳拉·海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满脑子是别人的经济行为怎样使他们受害,而从不考虑自己的经济行为对他人有何不良后果。这种“受害者情结”,与他们在政治上(特别是战争问题上)的“受害者情结”一脉相承。1 日本人的这种“受害情结”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思想领域中,战后日本文学也表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受害意识”。　　日本战后文学曾出现了大量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对日本发动的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给日本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把日本这样一个侵略他国,给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民众能“皇民化”政策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以“满铁”及附属地为中心开始“经营”中国东北，为了继续推进其“大陆政策”和达到吞并东北的目的，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民族众中推行了“皇民化”政策。日本在东北朝鲜族民众中推行的“皇民化”政策的险恶用心在于利用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民众的“特殊法律地位”，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     

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日本传统的民族扩张思想同西方“弱肉强食”理论相结合构成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使其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二战的失败并未实质改变日本民族主义的本质。战后经济上的成功使它死灰复燃，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又鼓舞了民族主义者。国际上和亚洲邻国正密切注视日本的动向。日本部分政治家宣传“中国民族主义抬头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变奏与深化，自有其目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不主张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它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追求国家振兴，各国平等和世界和平。决非狭隘民族主义。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简论战后日本对蒙外交的演进

二战后,日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1991年改称蒙古国,以下均简称蒙古)的外交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为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低层缓慢发展时期;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双边关系正常化,有进展,有突破,但日本在对蒙关系上的表现并不十分积极;8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蒙外交的态度与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表现积极主动,进展突飞猛进,以经济援助作为对蒙外交的主要手段,并掌握了国际社会对蒙援助的主导权,企图以此取代前苏联和俄罗斯在蒙古的势力影响。从日本对蒙外交的战略来看,80年代末,由“经济外交”转向“政治大国外交”,政治外交色…     

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日本战时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对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伤害和影响.日方在销毁化武问题上一直持消极、拖延立场.并拒绝对中方受害者给予赔偿.在日本国内,一些人否认历史事实,企图推卸日本应承担的销毁责任.现在,日方将销毁化武的最后时限推迟到2012年4月.在未来的四年时间里,如何敦促日方恪守承诺、切实履约,中方应加强对后续工作的研究和对应.     

2l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随着岸田政府在2022年12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日本打破了国防预算“GDP 1%”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双向嵌入”视角下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

2020年9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正式启动，取代了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湄公河下游倡议”，水资源合作成为该新机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上，美国的战略意图日益明确，合作路径也持续更新，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拓展，给中国周边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因此，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成为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双向嵌入”分析框架，认为美国对湄公河地区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是治理和竞争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治理整合”维度上，主要是以其资金和知识的优势提高治理能力为基础，以整合共同利益强化利益合作为动力，以及时抢占时机扩大舆论引导效果为手段来介入湄公河地区水资源治理。在竞争驱动维度下，美国主要是以加强双多边伙伴关系来扩大地区影响力，以升级机制建设来谋求“制度霸权”，以价值观和话语的双重输出来推广其治理理念，从而在“影响力”“制度”以及“理念”三个方面完成对中国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