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李金发诗歌的“怪”味——中国现代象征诗鉴赏扎记之一

李金发是二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与自由诗派、格律诗派鼎足而立的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素有“诗怪”之称。李诗的“怪”味,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摹仿和借鉴上。诸如喜欢以怪诞奇峭的意象入诗,注重诗歌意象的象征隐喻性,内容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追求诗歌语言的跳跃性,擅长描写幻觉和梦境以对客观生活图景作出艺术变形的处理,善于捕捉独特的瞬间印象以暗示情绪等等。在二十年代中国新诗处于初创的阶段,人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诗论透视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经历了早期的“文白之争”,中期的为人生诗派与为艺术诗派之争和后期的普罗诗派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之争;派中有派、流中有流,且节外生枝、旁枝侧出。从为新诗的合法性存在而斗争,到为新诗的主流走向而论辩,再到为确立新诗的美学原则而审思,20年代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走了一条由外而内,越来越沉着、稳健、科学的发展道路。20年代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最有生机、最富成果的辉煌年代。     

结构·句式·意象——论穆旦诗歌的语言形式创新

穆旦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20世纪40年代战乱的社会现实使得诗人内心充满痛苦,同时自觉吸收西方现代派的诗歌表现技巧并与中国新诗发展成果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形式,其形式创新主要体现在整体结构、陌生化句式和现代化的意象三个方面。他的创新大大丰富了新诗语言的表现力和艺术张力。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     

从“意象说”到“意象符号系统”论——对中国诗歌的意象审美思考

中国诗歌的意象艺术是中国美学范畴一个永恒的话题。通过分析、比较中国古典诗学“意象显性及多维性特征”和中国现代诗学“意象符号系统”，对中国诗歌的意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审美思考。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浅论英美诗歌中的修辞意象

英美诗歌中修辞意象是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和领略诗歌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几种常用的修辞意象包括比喻意象、象征意象、拟人意象及通感意象。精当的比喻会使形象更加鲜明,象征意象则是思想的荷载物,拟人意象强调物和人的相通相融之处,而通感意象表现为各种感觉互通有无,带给读者以新奇美的感受。     

论“通感”在美术教学中的运用

“通感”是借助一种感觉沟通或启发另一种感觉,或由对一种艺术门类的感觉和理解转移为对另一种艺术门类的感受。在美术教学中,恰当地运用“通感”,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艺术灵感,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帮助教师生动、形象地讲授美术基础知识,均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美国意象派对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影响

闻一多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留学美国,直接置身于美国意象派营造的新诗运动的文化氛围之中,引燃了诗歌创作的激情;他深受意象主义诗学理论和弗莱契、罗厄尔等意象派诗人的直接影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意象诗;他注重以意象主义诗歌为摹本,努力创造出浓丽、繁密、含蓄、典型的诗歌意象,逐步构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意象艺术世界.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论"中国新诗"派的诗美探索

"中国新诗"派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点上形成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去拥抱和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新的写作方法",构建和强化诗歌自身的审美品格,坚持"戏剧化"的创作原则和意象化的美学追求,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群.     

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现象及反思

源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开启了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视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给日趋程式化和成见化的文学研究以极大启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关键词批评”在批评实践层面有了不少新变与推进：　不再仅以对关键词的词源学追溯为批评中心,而是以关键词在批评实践中的衍生为考察重心,以期有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表现出注重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趋向;编撰体例有所突破,文论性得以进一步彰显。这些都昭示了“关键词批评”发展的新路向,也显现了其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勃然生机和研究实绩。我们在充分认识“关键词批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避免政治视角从“一维”成为“唯一”,谨防关键词的霸权化和快餐化。     

细读李金发——兼论中国的现代诗

“远取譬”的比喻方式、“省珠串”的句式以及表现“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是李金发诗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改变了诗歌意象的肌质、组接方式并显现出一种不以意境为归宿的艺术追求,这就突破了以意境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诗学的统驭,为白话新诗的创作,引入了一种新的诗学精神。李金发诗的特点,也就是现代诗的特点,作为象征诗派代表人物的李金发,开创了中国现代诗的范型。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永远的幽灵：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狼意象

叛逆精神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主题之一,这种叛逆精神植根于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与被重新审视的人类文化。战争与科技在满足了人类膨胀的欲望的同时,又揭露了人类本性中的人性与兽性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西方文学中以一种独有的“狼意象”表现出来,人类一度“仇狼”并以战胜狼来表现人的力量与智慧,在20世纪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这种思想转而让位于对“狼”的重新认识与对人类自身的反思。西方这种文学中的“狼意象”反映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也表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     

《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刊的新诗、旧诗论辩

“新文学”的崛起,在诗歌领域迫使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成为“旧文学”,并使新诗、旧诗群体分处于某种“朝”/“野”之别的体制格局中。然而,1949年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旧诗群体向新诗群体发起了有关合法性与文学资源的论辩。伴随着现代/传统、民族/欧化、革命/反革命等历史叙述的借用与挪用,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论辩虽以毛泽东的权威意见作结,但却鲜活地折射了建国初期不同文学成分之间的竞争、妥协以及文学史内在的深刻不安。     

绿原诗歌研究综述

本文综述了研究者对“七月派”诗人绿原20世纪40年代至今诗歌创作的研究状况,从诗歌的阶段性研究、整体性研究、特殊视角解读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研究等多视角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到绿原的诗品与人格,从中可以看到诗人诗心的坚守、岁月的磨练、生命厚度的积淀使其创作不囿于初期的诗风,不断地超越自我,纵观他一生的创作,他的“为人民而歌”的诗思从来没有停止。同时把绿原诗歌放在文学史中进行反思并探讨,更能够体现其诗歌的价值以及研究中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