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西域治理下的文化认同研究

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及对区域文化的宽容认可,经西域与中原之间频繁的人口迁移,带动了文化交融和对主流中原文化的认同,形成了唐朝“胡汉一体”的格局,成为唐朝西域治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文化在西域多元文化中占据引导地位;中原文化成为西域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趋向;婚姻文化中的胡汉通婚之风成为时尚。     

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和留居

从先秦时起,中国同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区各民族,已经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往来。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此后,中国不断遣使西域;而西域的商人、使者则更多地来到中国。 一 唐朝(618—907)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兴盛发展的一个时期,唐朝政府鼓励发展对国外的商业贸易。贞观十七年(643),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三路市舶司”。太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演变考述——以中亚九姓胡朝贡为中心

在唐代,中亚九姓胡通过朝贡、上表请臣等方式向唐朝效忠。他们的朝贡大体上分成三个时期,即618～655、656～712、713～772年。显然,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频率和时机,与西域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国势的盛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第一时期,中亚诸胡力图摆脱西突厥控制;第二、三时期,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抵御大食的侵犯,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唐朝则通过册封,把九姓胡中的康、曹、石、史等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实现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构想。     

《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简介

《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张安福、郭宁等著））于2011年4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屯垦开发是唐朝治理西域的重要策略,在屯垦开发的基础上,唐朝发展了西域经济,     

唐代西域的军屯

“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唐朝统一西域后,基本上就是依据这个原则,在西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政机构。为了使西域驻军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能全部自给,或大部分自给,解决由内地向边疆长途运输的困难,唐朝政府在同西突厥贵族进行武     

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

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都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龟兹回鹘国始末

九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以后,原属回鹘汗国所有的西域形势发生剧变,天山以北的部分地区一度曾为黠戛斯汗国所攻占,天山以南地区则一度陷没於吐蕃。不久,两迁的回鹘与西突厥的余部相联合,在原来唐朝安西都护府的东部地区建立了安西回鹘国。因为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在龟兹国的首都,所以,后来又称安西回鹘国为龟兹回鹘国。此后二百多年中间,西域动荡不安,龟兹回鹘几经迁移。十三世纪初,蒙古勃兴,成吉思汗派兵经营西域,击     

北魏《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与西域鄯善国

鄯善国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西汉时期为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所统属,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重要的门户之一。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鄯善等国基本沿袭了西汉以来为内地王朝所统属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洎至公元5～6世纪,在《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鄯善国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主,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鄯善及车师前部等国的历史,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     

新发现于新疆洛浦县的两件唐代文书残页考释

本文在刊布新发现于洛浦县的两件古代文书残页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文书纸张、用语和职官的考释,推断出古文书是公元705年至公元8世纪八九十年代唐朝的军事事务文件,反映了唐朝与吐蕃争雄西域期间的情况.文书中的"副守捉将军"一职弥补了两《唐书》对职官记载的缺漏.文书的内容丰富了我们对唐朝经营西域的认识.     

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河西”和“西域”,现在说来,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河西是指河西走廊及其两侧,西域指玉门、阳关以西,但原来并非如此。早期的文献,“域”和“国”涵义相同,西域指中原王朝郡、县管辖区以西的地方。随着郡、县设置的增加,中原王朝疆土的不断扩大,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剺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

剺面习俗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并于唐代前期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而被汉族等更多的民族所了解。剺面习俗在匈奴人中并未流行,突厥中的剺面习俗是由迁入西域的民族传入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分布在阿尔泰山及附近地区的鹿石面部有斜线纹,它们很可能表示的是剺面的创伤。     

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述论

来自西域地区的音乐 ,源源不断地输入唐代社会 ,对唐朝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和社会风尚产生深刻影响。它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 ,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上至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宴乐 ,下到坊市平民的娱乐 ,无不深受胡乐浸染。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 ,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论龟兹石窟研究的重大意义

龟兹石窟文化不仅是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更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对龟兹石窟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实证来看,以西汉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新疆从行政区划上便已列入我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区域,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研究还表明,古代新疆文明是在以佛教为主导并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与佛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大唐西域记》中的动物形象

文章归纳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传说故事里动物形象的四个主要特征,分析并阐述了三类动物形象的内在意蕴,说明塑造动物形象可以突现人类言行,传达作者思想感情,进而强化作品的戏剧性,深化作品的主题。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论西夏《天盛律令》的特点

西夏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 ,决定了《天盛律令》在承袭唐宋律的同时 ,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诸如刑罚严酷、军法完备、重视农田水利等经济立法以及专门规定政府机构的品级与编制等等。     

“丝绸之路”开拓与“胡文化”的输入

就对人类文明交流的贡献而言,无论怎样评价＂丝绸之路＂所起的巨大作用都不显得过分。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在促进西域各民族进步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陆路到海上,四通八达的道路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入的新奇的思想、新奇的艺术、新奇的物产,造就了一个空前开放、空前强盛的大唐王朝,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中亚的主人＂。     

汉代西域译长

张骞凿空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鉴于西域复杂的语言环境以及双方日益频繁往来的需要,汉朝在西域各国设置了类似中央的翻译官职———译长。这一职官在西域都护所属的绝大多数西域城邦中都设有,职位虽不高,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唐西域：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他者转变

西域作为中原文化整体想象的结果,在东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曾经长期承担的作为东方文化的互补和参照的功能。在大唐帝国时期，中原文化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域实际上已逐步融入了中原文化，西域以西替代了曾经的西域的角色，也就是说西域实现了由他者向自我的角色转变。通过理解作为与东方文化相对的西域文化，对于理解今天的新疆地区的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