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法的共存 ——浅议我国证人作证义务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看,所有知晓案件情况的人皆有作证义务,而没有给予被指控人近亲属拒证权。本文结合我国古代礼治传统中的“亲属相隐”制度,对拒证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并借鉴国外立法,提出了确定我国证人的有限拒证权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构想。     

关于拒证特权的比较与思考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由于司法制度和审判方式的不同,对于证人范围的划分也存在着区别,但是两大法系关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均有全面系统的规定.特别是授予证人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拒绝作证的权利.而在我国三大诉讼中,有关证人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目前非常有限,至于拒绝作证的问题更是法律上的空白.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拒证权的比较,分析并探索这一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赋予证人一定条件下的拒证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也是人权保障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在这方面立法欠缺的实际情况,本文通过分析有关证人拒证的立法例,设立证人拒证权制度的法律理念,并为建立我国刑事证人拒证权制度提出了立法构想.     

浅析刑事证人拒证的根源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并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规定了,证人违反作证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因此,深入挖掘证人拒证的根源,解决证人作证难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亲属拒证权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在我国古已有之,其存在以个人亲情、家庭伦理、社会需求为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于《刑事诉讼法》中重建亲属拒证权制度,对实现“诚信友爱”、“安宁有序”的和谐价值观有着极大的保障作用。     

认真对待拒证权

拒证权在证据法律制度中是一个必要的设置.拒证权的享有无疑有利于增强证人作为一个法律主体的道德尊严感,提高他们在通常情况下履行作证义务的积极性.     

论证人特权

证人特权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具有作证义务的人，基于特定身份、特定原因，依法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其内涵与证人能力、证人作证豁免权有显著的差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大多对证人特权有法律规定，只是详略不同，其内容包括不强行自证其罪的特权，基于配偶亲属关系而享有的特权，基于职业秘密而享有的特权，基于公务秘密而享有的特权。我国应基于证人特权的合理性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要求，顺应国际司法的潮流，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对证人特权做出详细的法律规定。     

论公民拒证权

拒证权,简而言之就是公民抑或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个概念的字面含义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这项权利在立法和司法中须分清主体是谁、什么是诉讼意义上的证人、证人的范围、作证的法律特征、谁有权拒证以及谁应当依法作证等诸多问题.     

论民事诉讼证人的权利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民事诉讼的问题,从立法上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出庭证人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具体,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法律应保障证人的正当权益,赋予证人拒绝证言权,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应给予物质补偿,对证人的人身安全给予保护,使我国的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更加完善。     

从拒证权到免证权:亲属作证的“自我选择”及其完善

证人具有社会个体人的属性,在市民社会中其作证行为应达到承担作证义务与享有证人权利的对等。作为社会家庭成员的构成主体,亲属在作证时面临维护社会伦理亲情和实现社会正义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两者价值的冲突。目前,我国确立了不得强迫被告人近亲属到庭的亲属拒证权条款,但这与亲属免证权所蕴含的"证言豁免"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诸多问题致使亲属免证权存在被架空的风险。因此,需要将亲属免证权的本质从法庭职权角度回归至亲属自行选择,将亲属免证权从基于行为的拒证扩展至基于豁免的免证,扩大近亲属免证权的主体范围,增设亲属免证权的告知程序,对例外规制予以完善。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研究视角的转换

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证人出庭问题始终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对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对证人出庭问题的研究明显偏向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积极作用。文章从供需理论分析了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矛盾所在,即证人的供应远小于对证人的需求。所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要转换视角,加大对证人不出庭的研究。     

刑事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是基于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现状的反思,它不仅能够实现案件公平、公正、公开审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质证权,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首先要明确何谓关键证人及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在借鉴关键证人的司法实践及现有理论基础上,笔者明确了关键证人的概念,并将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分为基本标准和具体标准两个层级.     

证人出庭在刑事诉讼中的现状分析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入 ,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证人出庭方面与证人出庭的重要作用很不对称 ,主要表现为 :证人出庭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证人出庭缺乏具体制度保障、询问证人的规则不够科学完善     

试论不起诉之自由裁量权

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惩罚性向惩罚与教育并举的方向发展,犯罪嫌疑人被带上法庭受审不是最终目的,在起诉阶段进行分流的主张已得到法学界的广泛接受。这就是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从理论和立法方面进一步确定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价值,使不起诉裁量权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相适应是法学理论界面临的任务。     

反腐败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主流话题。为惩治与预防腐败,我国刑事法治已几度修订与完善,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仍存一些差距。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我国刑事立法需加大力度,并不断完善,尤其应尽快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     

论物上请求权

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或者有被妨害之虞时,物权人为排除妨害或者防止妨害的发生,恢复物权的圆满状态,得对现为妨害或者将为妨害的人请求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性质是以物权为基础权利的独立请求权,可适用于债的履行或给付的规定。物上请求权既适用于所有权、他物权,也适用于占有,其类别有返还请求权、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三种。根据物上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不能一概肯定或者否定物上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强调了物上请求权的民事责任性质,但是物上请求权的完善,应该不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上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所能够容纳的。由物上请求权的性质所决定,我国应当在物权之下建立独立的物上请求权制度。     

浅论公务员的拒绝执行权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具有拒绝执行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征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明显违法＂、行使程序及该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出认真分析,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探究--兼谈证人保护问题

从证人证言的内容上看,证人证言包括证人在法庭上对审判人员就案件的有关情况所作的口头陈述,证人提供证言原则上要出庭.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率极低,证人拒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现行法规不完善等诸多原因.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陷有四其一,程序法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其二,保护制度的保护对象范围狭窄;其三,规定侧重于事后救济,预防功能差;其四,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有关规定本身的适用具有局限性.针对这种现状,要完善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其一,证人的保护对象应足够宽泛;其二,要健全证人保障制度;其三,要处理好证人保护和律师取证权的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