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自然”观的实证分析

“自然”观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其地位不仅未被正确认识，而且往往为人所误解。“自然”这一老子提出的关于事物生化本因论的范畴，其涵义即“非他使然”的“自己而然”，它是道家之“道”的特定内涵，是诸如“有为”、“无为”等重要哲学命题的基据。从实质上说，老庄的“自然”观是一种物“自然”观念；以物“自然”为法而匡范人类，则是其哲学目的，这也正是其理论缺陷之所在，同时又是老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逃不脱“见弃于当途”这种命运的根本原因     

《周易外传》对老子“道”的批判

《周易外传》是王夫之的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力作，其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道”、 “释”，及在《易》学问题上的方士术数之说，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本文仅就其对老子思想 “道”的批判谈几点看法。 老子思想核心是“道”，其表现的基本形式则是“无”，这个“道”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众不同，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后引文只举章次）这个’“可道”之 “道”指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老子是以什么作为参照座标而提出自己的“道”的呢？王夫之认为，老子主要是对儒者而言的。王夫之说：“其（指老、释──笔者）…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课题——对邪教“法轮功”的思考

“法轮功”是“法轮大法研究会”操纵的非法组织，有其反动的政治本质，是邪教；多年来，“法轮功”在中国流行，参加修炼者之多是罕见的，其产生是有其深刻根源的；“法轮功”蒙骗了这样多人，可谓祸国殃民，如何做好这些人的转化工作，这是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江”“河”词源义试探

“江”“河”是两个常见的形声字，随着词义的发展和汉字的变形简化，声符“工”与“可”的表意性被忽略了，很多人认为其只起表音作用。实际上“江”“河”两词所表意义即源于其声符“工”与“可”，其声符具有示源的功能。     

孟子“仁政”思想中的和谐性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他在孔子“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说，“仁政”是孟子的政治主张。是其经国治民的基本方针，其“仁政”思想中所蕴含的和谐治国的理念，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冰心的上帝观

论及冰心的作品，人们多谈论其“母爱”“自然”，却对其基督教观念颇多争议。事实上，冰心的基督教观念，尤其是其爱的、创造者的上帝观是她“母爱”和“自然”观念的终极依据，忽略了这一点，也就难以深刻领会冰心作品中巨大的激情和力量。     

明代白莲教与漠北边事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中的所谓“制度性宗教”，自宋以后．便失去了往日之辉煌，而渐渐地步人了“衰微”之途。但是，此种“衰微”仅仅是其不断社会化之表像而已，其直接结果，便是众多之“新兴宗教”的产生。这些“新兴宗教”，大多采取秘密和半公开的形式，而受到朝廷和“正统宗教”之打压和排斥，始终都未能取得合法之地位。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为某些反叛组织所利用而被朝廷屡屡禁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正统宗教”视为“异端”而加以沮咒和排斥，白莲教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宗教。     

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

荀子身处战国末叶，深感单纯地以儒家“礼、仁”学说难以实现其“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以儒门弟子的身份．创造性地提出已超出儒家思想范畴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王霸杂用”。从荀子迂回曲折的学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荀子迫于时势而法古其表，标新其中。其“法后王”与“法先王”思想是两者兼有的，是新与旧的有机整合，是儒家之“法先王”与法家之“法后王”之间承“先”启“后”的一个环节，具有先秦儒、法的桥梁作用。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高邮二王”学术再讨论

任何学术流派都有其相当影响，且独树一帜的学术内容和被同行学友、门人等拥戴的标志性人物。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邮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于音韵、训诂、校勘的成就，足掩前哲，竦桀时代，成为一座学术高峰。其学术渊源来源于乾嘉汉学，特别是直接衍承其师戴震；其治学宗旨为“实事求是，研经求道”；其学术风格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耻于蹈袭”；主要的学术表征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博精深，综贯会通”、“好学深思，创新兼容”。“二王”的学术思想、学术渊源、学术风格、学术表征引领时代，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论语》中“孝”思想探新

《论语》中“孝”的起点是个人的修养，家庭领域的“孝”是家国同构中的重要基础，所以重点分析了“孝”在家中的合法性以及行孝的具体表现。认为在现代社会，“孝”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应使“孝”回到其家庭道德的本来和应有的地位，其合理性还是在家庭之中。     

论“道”的数学表述与现实存在形式

道”作为“无”与“有”的辩证统一，其数学表述形式是“零”，现实存在形式为“场”。     

徽州方言探密之四：“细”与“小”何处分流

我们在看日本的电视纪录片时，随着其高速列车的行驶，沿途经常有很大很大的汉字“驿”出现在镜头里，特别抢眼；而在中国，无论火车汽车，每到一地，其车站的门上、屋顶上，地名后是一个“站”字：“北京站”、“南京站”、“黄山站”。这个“驿”和“站”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古代，它们是组成一个汉语单词的两个同义词素，这个单词就是“驿站”，它是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     

什么是证据？——当代证据主义的遗留问题与求解

证据主义者对作为其理论核心概念的“证据”尚未能作一清晰的定义，研究者对证据是什么莫衷一是。证据可以是“理由”、“确证”、“信念”、“命题”、“经验”，还可以是“知识”。虽然给证据下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作为证据主义指称的证据。“证据”之为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包括相关性、保真性和命题性。证据是指主体对某一命题所持的相信其为真的信念，即E是S确证P的证据，当且仅当S相信E为真。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教育

“文化台独”是“台独”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政治台独”共生并为其服务。“文化台独”倡导台湾文化的“主体性”，鼓吹“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其终极目的就是企图从文化体系上把台湾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剥离出去，进而为台湾脱离中国奠定一定的基础。     

旅游展演艺术研究述评

在旅游业中生成的旅游展演艺术，是各种地方性文化旅游中文化变迁的表征，目前学界主要在旅游人类学和民族文化学视野对其进行阐释。无论其作为“传统”文化还是“发明”的“传统”，或是其中表现的“意识形态”与地方性“认同”、“真实性”以及“互动协商性”，都未能很好地呈现其与一般文化现象的不同及其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具体关联，艺术人类学“回到生活”的“行为研究”和“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理念方法无疑为其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学科视野。     

"满洲国"的国籍问题与日本的政策

“满洲国”成立以后，为了体现其“独立”的国家性质，日本开始策划制定国籍法，企图把“满洲国”国籍强加给东北人民，同时对“满洲国”的日本人实施双重国籍优惠政策，以保证日本人在“满洲国”的统治地位。但是直至二战结束为止，“满洲国”并没有制定出国籍法。而没有国籍法的“满洲国”实际上不存在其统治下的“国民”。所以从“满洲国”实际上是无“民”之“国”的史实出发，就可以论证“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