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再探

六十年代初,史学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的讨论。有的学者怀疑明末农民军提出过“均田”口号,更谈不上将其付诸实施;有人则不同意这一看法。以后,由于左的思潮泛滥,这一讨论没有更深入更广泛地继续进行。笔者认为,这虽然只是一个史实的考订,但却关系到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评价以及对农民起义平均思想的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故提出几点看法于后。     

彭衙藏版《豫变纪略》刻本的发现及其价值

《豫变纪略》是记述明天启六年至清顺治二年“豫变”的一部专著。作者郑廉,字介夫(一作戒得),号石廊,晚年自称柳下野人。家居河南归德府城东四十里七松园大柳树下。他亲身经历了明末的社会变革,十五岁那年,李自成、罗汝才等农民军攻克归德府。他被俘于罗营,与农民军有过直接接触,后乘机逃走。清朝初午,他看到一些史书记述农民军在河南的活动,深感“野史所纪豫变之诬”,“是非颠倒,杂乱无章” (郑廉《柳下堂遗集》卷一《与李子金求序书》)。于是缀辑闻见,而成是书。乾隆八年彭倚华为此书写的《跋》文里说:郑廉所著《豫变纪略》,“深辨诸纪之传沩,为解后生之迷罔,虽古良史,不是过也”(郑廉《豫变纪略》卷八附《跋尾》)。随着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该书日益为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但是,直至目前,我们所看到国内外学者有关论著引录的《豫变纪略》,多为三怡堂丛书本。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容不全的刻本。乾隆八年彭衙藏版《豫变纪略》刻本的发现,为我们弄清该书刊刻及其内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李自成农民军辖区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清朝初年土地政策的影响

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巨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这次斗争进程中,李自成农民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为寻求解决土地问题作了勇敢的尝试。 如何看待李自成的“均田”及其历史作用,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有的同志认为史书中所载李自成的“均田”,片言只语,不足为凭,即有其事,也不过是个口号,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有的则认为“均田”等土地政策的存在和实施是事实,它的革命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因而有必要予以探讨。     

关于田见秀之“死”

田见秀,陕西绥德人,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跟随李自成转战南北,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有过一番贡献。 关于田见秀之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说,一六四五年二月(清顺治二年正月),清兵逼潼关,李自成率     

宋献策述略

<正> 宋献策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中的重要人物,但史料对其事迹的记载片断零碎,语焉不详,致使有关文史著作或称颂其初期向李自成进献谶语之功,或贬斥其进京后诋毁李自成之过。毁也誉也,各有所据,然未见全人。笔者对有关原始资料经过初步搜剔,整理出这篇短文,其中错谬疏漏之处,切望方家及有识博闻之士批评指正。     

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三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我先后写过《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刊《新史学通讯》八月号)和《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刊《新建设》第三期)两篇习作。分别从理论上和从史实上,论证了封建社会的单纯农民战争,虽然能够成功地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却不能建成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那怕建立的是短期性政权,如黄巢的大齐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等,也都不可能是非封建性的。此说一出,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为了进一步讨论,我再从政权的构成形式,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和土地制度三个方面,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做一些探讨,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李自成农民军开科取士考述

开科取士是李自成农民军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明史·李自成传》里,不载此事,但时人疏文、清初著述及地方志里,却有或详或略的记述。近人关于李自成起义史事的论著,对此事有所涉及,但不具体。本文兹就所见材料,予以考述。一、“设科目试士”的提出争取知识分子是李自成农民军所提出的     

张献忠牺牲的地点

明末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死于何处,史书各说不一:《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于四川;《明季北略》却说是被他的义子孙可望毒死的,也有说是在成都中炮或咽喉中箭而死;更多的史书则说是在抗清战争中牺牲的。到底张献忠死于何处,至今仍是一个疑案。现就个人查考所得,提出一点浅见供同志们参考。《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说,张献忠是在“金山铺,为西充、盐亭之交境”的抗清战斗中,中箭牺牲的。与《绥寇纪略》说法大体相同的还有《怀陵流寇始终录》、《寄     

从王二谈到李自成在明末农民战争前期的地位

对明末农民战争的主要史事,史学界的看法看来比较一致。其实,这种一致却 一般都把王二看成是揭开明末农民战争序幕的人物,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疑问。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史料中是非常含糊不清的。下面,举出五种史料来看看: 一、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     

明末粤闽赣边界农民起义述略

提起明末农民大起义,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可早在张献忠起义前一年、李自成参加起义军前两年的崇祯元年(1628),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就有被明朝统治者诬称为“流贼”、“流寇”的农民起义军。这支军队还曾攻破江西安远县城,建号称王,给朱明王朝以很大震动。     

李自成平均主义评价质疑

在中国封建时代,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它的作用,是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所注意探讨的问题。不少论者曾以李自成提出的“割富济贫”、“贵贱均田”为例,来阐述自己的论点,但其结论,却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认为:“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么只是作为一种口号提出,并不打算实行;要么在实行中到处碰壁”。在评价它的作用时,认为它在起义准备、爆发阶段,起过很大动员组织作用,当革命进入高潮,“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并且明确指出:李自成所以失败,是和他“犯了平均主义错误”分不开的。这些论证,是值得研究的。     

明末农民战争中的王左挂、王子顺实为一人

<正> 王左挂、王子顺是明末农民起义中引人注目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是两个人吗?对此,笔者最初并未怀疑。《明史》卷三百零九《李自成传》说:“(崇祯)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这里将王左挂和王子顺,明明白白地写作两个人。对明末农民起义研究极深的李文治先生,在其专著《晚明民变》中,也将王左挂和王子顺列为两人。与《明史》说法相同的文献资料,象《绥寇纪略》、《平寇志》、《明通鉴》、《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是如此。但是,《国榷》与此不同。该书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六月记事在“王子顺”之下注解说:“一名王之爵”。同卷崇祯三年正月记事在“王子顺”之下又注解     

张献忠在安徽的重要战绩述论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发展起来的张献忠农民军,曾多次在安徽地区作战。了解这支农民军起义队伍在安徽活动情况及其影响,对于研究明末农民革命战争史是很有意义的。 攻克中都凤阳 适应明末农民大起义形势的发展需要,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在荣阳召开大会,同意了李自成提出的“宜分兵各随所向”①的意见,并作了分工。张献忠部的任务,是和高迎祥、李自成部引兵东进安徽。张献忠部自荥阳东下,直捣凤阳。     

论明末大农民军对货币财富的积累——“明末农民大起义”分题研究之二

请允许我先从一个傅说写起。很久以前,我就听到长辈们的一个傅说,说顾炎武以一个江东之人仆仆於秦、晋之间,除却反清复明的总目的外,另有一个附带的目的,即寻找李自成部大农民军在撤退路途中所隐蔽起来的窖金,以作为他恢复事业的资本。有人甚至说,他“稍贷资本,於雁站之北,五台之东,应募?荒”的资本,就正是这批窖金。这个傅说是够新奇的,但其中也有相当的离奇成份。我曾经设法探求这个傅说的文献上的根据,然而载止到目前为止,始终未能找到。因此,我便不能不暂时离开顾炎武寻求窖金的问题,转去探索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两路大农民军各自积累大批货?财富一事的具体情况。先从旧日正统的所调“正史”开始。明史关於     

从史诗《格萨尔》看古代藏族部落的兵役制度

<正>《卫藏通志》兵制篇说:“唐古忒番兵,向来分派各寨农民,有事则调集为伍……”①这是汉文史料关于藏族兵役制度的早期记载。千百年来,藏族部落的武装一直实行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平时下马为民,从事农牧业生产;战时上马为兵,建立武功。史诗《格萨尔王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族部落早期的兵役制度。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事,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对该问题都着重研究。最近徐川一、周也夫撰文《太平天国‘曾开过女科’吗? 》,又提出与新版《辞海》编者商榷。我回顾对这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最初误信汪堃《盾鼻随闻录》和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把他们捏加的部份,写在《太平天国史稿》上。到一九五一年,我考出这两部书的问题,在《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里提出看法: “《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堃捏造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更是“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商衍鎏先生自述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一个看法“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得来的。我读郦纯先生的论证,知他也是从我这个看法来的。但是,我本人在两年后,因看到新史料对这个看法已有改变。     

论牛金星

牛金星曾是李白成农民军和大顺农民政权中的重要领导人,对于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胜败都曾有过一些影响的历史人物。过去,对他一直缺乏全面正确的历史评论。正确评价牛金星,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末农民革命战争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恩格斯曾经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79页)今天,我们应该根据牛金星的客观历史实践,来评定其人的历史功罪。     

辨朱锡锟行迹——与王宏斌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北伐军四统帅之一朱锡锟,于1853年6月20日在朱仙镇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联名向北王韦昌辉禀报归德战役及进攻开封等情况,后便在北伐的队伍中消失了。河南师大历史系王宏斌同志《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琨行迹考》一文(见《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认为朱锡锟是南归军的统帅、第一次援军的将领之一,于1854年5月牺牲于山东曹县。我觉得王宏斌同志的论据和结论均有不妥之处。 一、《山东军兴纪略》《豫军纪略》《平定粤寇纪略》三部书不是太平天国自己的文献,亦不是北伐军成员及镇玉北伐军当事人所撰,对其中有关北伐军及朱锡锟最重要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不能作主证。如《平定粤寇纪略》,把援军的出发时间提前两个多月,《豫军纪略》将援军错记为“至直隶与林凤祥等合势益张”,《山东军兴纪略》竞给予朱连降七级为“伪军长”。这些当然不能作为研究朱锡锟的可靠资料。 二、《盾鼻随闻录》一书,连与作者同时代的薛福成都认为其内容“附益以子虚乌有、凭空编造之辞”而“当毁”。文中关于北伐军的记载不符太平天国体制,太平军中根本无红、兰、白、黑多     

《记难图》的史料价值

《记难图》是近年发现的一部明末人的手稿。作者李挺生,字茹蘖,河南杞县崔庄人。为“邑廪膳员”。曾参加过崇祯壬午科乡试,但自言“卒点额言旋,无能飞去”。当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逼近杞县时,他“出亡异地”,历尽艰辛,“其间厄而解,解而复厄之,死而获生,不可胜道。”《记难图》就是当时他的这种曲折惊险经历的忠实记录。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是确凿无疑的吗?——和姚雪垠同志商榷

姚雪垠同志所撰《九宫山麓吊李自成墓》一文(《文汇月刊》1983年10期和11期),文内断言:“李自成死于通山境内的九宫山北麓牛迹岭下,是确凿无疑的”,并一再强调“李自成在湖南右门夹山寺为僧”只不过是一种“传说”。 闯王李自成最后归宿究在何处?这一问题必须用事实来回答。 事实是,一切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之说,都来源于当时的两个官方奏报:一个是奉命征剿李自成的清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的,一个是南明湖广等五省总督何腾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