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救亡日报》“要闻”版新闻报道特色研究——以日军入侵海南岛前期“救报”要闻版新闻报道为例

广西桂林在抗战期间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中心,以《救亡日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文化功能和报人的文化创造特性推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救亡日报》“要闻”版上新闻报道的主要特色包括：以中性消息为主,消息主要来源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稿件编排上注重同题集中。政党类报刊可以而且也应该灵活地采取多种办报形式和手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些办报经验和思路,为新形势下政党类媒介的发展和地方的稳定与繁荣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检讨书"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上的"检讨书"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建构.本文认为,"检讨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检讨书"的文本中透露出<文艺报>的媒介价值观及媒介姿态;"检讨书"传递出<文艺报>在作家自我批评领域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造文化认同的历史角色作用.     

传播目的是服务——桂林版《救亡日报》传播过程要素分析

从传播过程的五要素看,抗战时期桂林版《救亡日报》的特色可以概括为：机构设置的服务性,报社同人的奉献性,传播内容的策略性,受众的广泛性,传播效果的实效性。而这些特点的形成正是基于《救亡日报》的传播目的——服务,即为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对”服务”的贯彻与坚持,是《救亡日报》在桂林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救亡日报》桂林版的言论特色

1939年 1月 1 0日 ,《救亡日报》从广州迁往桂林 ,在桂林市乐群路 63号 (后迁于太平路 1 2号 )复刊 ,直至皖南事变爆发后 ,因拒绝刊发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新四军为“叛军”的通稿 ,而于 1 941年 2月 2 8日被禁止出版。在短短二年一个月十九天时间里 ,《救亡日报》桂林版以极具特色的报道尽可能反映了广西和我国抗日战争的实际 ,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实际 ,在战时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号角当年数‘救亡’,杜鹃啼血为春芳。”《救亡日报》桂林版一方面通过版面的报道和编排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另一方面 ,发表…     

培育"恶搞"文化的媒介之境

"恶搞"文化的流行,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大众媒介的发展为"恶搞"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市场需求,但同时媒介市场化也为"恶搞"文化的未来抹上了一层阴影.文章主要从媒介文化的角度研究"恶搞"文化繁荣的媒介环境.     

《循环日报》及王韬报刊思想评析

王韬是我国维新运动兴起前最重要的新闻思想家,他集办报实践家与学者于一身,站在中西汇通的角度上,全面阐述了对新闻事业的认识,对中国新闻思想的奠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维新思想家们的办报理念及办报实践.文章拟以<循环日报>为例,对王韬的报刊思想作简要的评析:一是"四方通达"的新闻功能观;二是"立言求变"的新闻政论观;三是"通才"的新闻人才观:四是"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新闻舆论主权观等.     

“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上)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的地位日渐重要。周思来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次到桂林检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并与文化人士联系,作出指示。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思来同志的部署下,大批文化人士陆续撤到了桂林、重庆等地。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胡愈之和张铁生主编的《国民公论》等报刊,相继迁来桂林出版。田汉、夏衍、邵荃麟、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等先后较长期地在桂林从事抗日文化活动。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勃兴,使桂林获得抗日救亡“文化     

新闻媒介弘扬常州地方文化的优势和策略

地方文化的弘扬离不开新闻媒介的传播.新闻媒介在地方文化的传播中有着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培养功能和把关功能.常州地方文化的传播媒介主要有<常州日报>等报纸媒介、常州广播电台与电视、中吴网等网络媒介、公交移动电视四类.在弘扬地方文化时,可以采取加强地方文化新闻报道、策划多样的文化活动、开设专栏或专题节目等策略.     

浅析杜亚泉的政党思想

在崇尚全盘西化的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1]的重要成员杜亚泉的"文化调和"思想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西化思想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杜亚泉的独到的见解不仅体现在关于东西文化的调适上,还存在于政党、经济和社会等多方思想上.杜亚泉关于政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党的有无、政党的目的和政党的种类.     

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1904-1905——"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分野

文章主要讨论1904-1905年北京由启蒙知识分子主办的两份报纸<中华报>与<京话日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背景是清末民初启蒙运动,其动机因应着对戊戌维新与庚子事变的反思.启蒙知识分子眼中的日俄战争,延续着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同时也昭示着世界政治潮流动向.办给上层人士看的<中华报>,屡屡对日本的野心、举措发出质疑,体现了明晰的国家主义立场;主要针对中下层民众的<京话日报>,则继续塑造日本"东方文明国家"的形象,借此树立与推广民众对"文明"、"维新"的好感与想象.两种报纸的报道差异,构成了北京报纸报道日俄战争的立体层面.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三言》中能性述补结构的复杂形式

能性述补结构是我们从语义上界定的表示“能够”“可以”意义的述补结构。能性述补结构的形式有很多种:V得V得O V得C V得OC V得CO V不得VO不得V不得O V不C VO不C V不CO(V是述语C是结动词O是宾语)。在本文我们只选择其中既带宾语又带补语的比较复杂的四种形式V得OC V得CO VO不C V不CO进行考察。我们选择《三言》这一近代口语性较强的作品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这几种形式在此期的大体面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以比较的方法对各形式的数量、述语的音节情况、述语的性质、结动词出现的次数以及宾语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解读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以及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企抢滩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制造业---“中国制造”的快速致富，同时也使外企在中国土地上大获利益。“中国制造”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向，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设计”既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制造”发展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设计就是创新，一个没有设计的国家，将永远不会走在发展的前列。     

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与对等

纵观中西,关于翻译的标准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忠实”和“对等”。事实证明,“忠实”和“对等”在文学翻译中都有其可行之处,但由于两者的提法不同,处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加之不同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实际的操作中也不相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哪一概念在实践中更具有优势。通过实际的比较,尤其是在文学翻译系统中,从形式、内容和风格方面的比较,不难发现,“忠实”概念相对“对等”更具优势。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定了“对等”,而是要学习“对等”的合理之处,用于发展“忠实”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