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冲突问题探析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正视权利冲突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权利冲突问题的把握。宜将其限定在法定权利冲突中探讨。权利的相互性、多元性，权利界限的模糊性及其法的不确定性等是权利冲突形成的原因。解决权利冲突问题宜从立法层面的预防、司法层面的救济以及权利主体的协商等方面寻求对策。     

权利的冲突和保护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法律现象并广泛地存在于司法审判和日常生活中。作者通过对公交车“关门捉贼”事例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法律问题:权利冲突的界定,权利冲突的本质,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等。笔者认为:要解决权利冲突,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的原则:其一,一般而言,各种权利理应得到平等的保护;其二,特定情况下,社会利益要优先保护;即对权利的限制应适度。     

从健康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看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问题在国内法上的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在国际法上权利冲突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资源的有限性、各国际法主体都为自己的利益提出主张以及法律对权利边界规定的不清晰是造成冲突存在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些冲突,不但应当考虑应对国内法上的权利冲突时常用到的立法和司法的方式,国际法上别具特色的协商、调解等平衡各方利益的法律以外的方式有时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健康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为分析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提供了典型的例子.     

认真的对待权利冲突──以法定权利冲突为视角

通过对权利冲突真与假的辨析,权利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权利冲突概念之界定,将其限定在法定权利冲突讨论,并从权利的相互性、权利的多元化、法的不确定性及权利界限的模糊性方面阐述权利冲突形成之原因,最后从权利平等保护、利益衡量、权利不得滥用方面提出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和从立法层面、司法途径救济与权利主体协商提出解决权利冲突的机制。     

我国商业银行营销管理问题研究

通过对权利冲突真与假的辨析,权利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权利冲突概念之界定,将其限定在法定权利冲突讨论,并从权利的相互性、权利的多元化、法的不确定性及权利界限的模糊性方面阐述权利冲突形成之原因,最后从权利平等保护、利益衡量、权利不得滥用方面提出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和从立法层面、司法途径救济与权利主体协商提出解决权利冲突的机制。     

法治视野下的公民权利意识研究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又要重视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在法治意识的培养中,公民的权利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良好、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培养公民权利意识的前提与基础,健全的权利救济机制是保障权利意识发展的重要手段,明确权利的界限和范围是促进权利意识完善的必然选择。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树立权利信仰、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和尊重他人权利等方式,养成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从而促进法治的发展与进步。     

权利冲突中法定权利边界模糊问题的解决

私权范围内每个人特定的权利都有着可确定的特定的界限,在界限范围内每个人都有绝对的权利自由,只要每个人在自己的权利界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则不会发生所谓的权利冲突。如今社会上不断涌现的“权利冲突问题”实际上并不能定义为权利冲突现象,而是由于法定权利的边界模糊性及滞后性所造成的两个权利人基于同一事物行使权利时发生的利益冲突现象。由于人们立法经验和语言本身的问题,法定权利是难免会出现边界模糊化的,这是立法的问题,是法治的不完善和公民追求自己的权利的矛盾造成的。权利本身是神圣的、其边界是可以确定也应给予确定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司法解释以及现实论证而得一个适时、明确的权利边界,所谓的权利冲突是完全可以化解的。我们不能因为法定权利边界的暂时模糊而认为权利边界是不可划定的,从而得出权利冲突的必然。划定阶段性权利界限是最有效、最简捷,也最易为群众所接受的一条解决日益涌现的法定权利边界模糊化问题的途径,也是人们充分行使自身权利的必要保证,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需。     

论我国环境权利可诉的实现

我国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现状表现为:环境权利纠纷解决诉讼渠道不畅、私权救济方式对环境权利损害救济不足。究其原因,既有因政治问题不可诉形成的政治难点,也有因环境权利立法缺失、宪法司法化不能、具体环境权利实现障碍所形成的法律难点。随着可诉性理论的成熟,将国家行为混同于政治问题的困境将逐渐化解,政治问题的司法化范围将随之扩大。破解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法律难点需要立法理念的提升。在制度设计上,宪法诉讼是我国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根本路径,应通过行政法路径积极推动环境权利的宪法诉讼,同时通过私法有限度的实现环境权利的可诉,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的局限性探析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包括权利存在与否不确定以及权利与利益诉求之间的对应性不确定。为降低权利的不确定性,应在立法中尽量使用明确的词语,并通过法律解释细化权利的内容。权利冲突是权利话语在司法中局限性的第二个表现,区分权利位阶与利益衡量是解决此问题的两种主要方式。权利滥用是权利话语的又一种局限,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解决此问题。     

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冲突为视角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社会主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冲突。而现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是“非黑即白”的禁令救济方式,这忽视了冲突的利益协调,有悖于效益原则,不利于纠纷的根本解决。因此,应引入补偿法则,由善意一方对对方利益予以补偿,实现冲突权利的共存,寻求权利的调和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协调知识产权权利的冲突。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机制

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客观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与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在实质上体现为人治与法治两种价值的紧张状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有其产生的众多原因,从最主要而言,是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应当通过制定良法、法律至上、公正司法与法律教育来消解法律文化中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建设和谐的法律文化,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林权争议研究 ——以贵州省L县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林权作为农民一项重要权利,势必会造成诸多矛盾与争议。拟从剖析L县林权争议的 特点、原因以及解决途径入手,寻找一条适合民族地区林权争议的最优路径,而树立起将林权争议处理在基层的典范,将林权 争议问题妥善解决,从而建构成一个以民间自治为主、官方为辅的解决林权争议甚至是矛盾调处体系,是法制社会的重要课 题,也是今后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向。     

在先著作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与协调新探

在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中,著作权与商标权之间的冲突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我国现行《商标法》协调二者冲突的条款过于倾向对在后商标权的保护,与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及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不相符,实践中也易导致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的不协调。完善商标法中的权利丧失制度,将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权力从行政权变更为司法权,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     

农民工依法维权的困境与出路

自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村开始出现劳动力过剩,大批农民向城镇转移,由此在我国社会逐渐出现和形成了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农民工。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2.5亿农民工,其中流动的在1.3亿以上,80%的农村家庭有人在外打工。[1]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城市建设     

财产法视角下知识产权与物权：渊源、共性与冲突

知识产权与物权有着财产权的相同属性,法律对物的确权,即表现为物权;法律对知识产品的确权,即表现为知识产权。相对而言,物权对知识产权影响深远,乃知识产权的母性权利,但知识产权的原则也对物权有积极意义,权利穷竭原则在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我国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构想之一——建立特权规则

设立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是保障查明案件真实,以更好的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其他利益,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其他利益是查明案件真实的目的,查明案件真实是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其他利益的手段,因此,法律应当设立一种制度来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即特权规则。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作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WTO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一国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