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法与“云门三句”

叶梦得将“云门三句”与老杜诗法同参，颇堪玩味。盖杜诗之大气磅礴、混茫无缺，正合云门之“函盖乾坤”；其心随物转、即事而兴，深契云门之“随波逐浪”；其或起而突兀、或结语陡然，恰与云门打破语言执碍之“截断众流”不谋而合。而一诗中或含云门三法，正是杜诗“顿挫”之所在。杜诗与“云门三句”内在气质上的通联暗合，未必自觉地触碰到了诗禅交汇的一个侧面，却使“诗史”有了宽厚的背景、强大的张力和多维的风调，使“诗圣”另有一番大关怀、大自在、大愉悦的非凡气象。唯此，其诗与人方具有超越文学的永恒意义。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     

石门山别考

杜甫《题张氏隐居》诗所提及的石门山,究竟在何处?清以前各注家从未涉及。自清初孔尚任《出山异述记》问世后,才明确指出是曲阜城东北50里的石门山。此后,王士祯又将孔说收入《居易录》中,云:“孔博士东塘言: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山,即杜子美诗《题张氏隐居》所谓‘春山无伴独相求’、《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谓‘秋水清无底’者是也。李太白有《石门送杜二子美》诗,‘何时石门路,更有金樽开’亦其地。山麓今尚有张氏庄,相传为唐隐士张叔明旧居,张盖与太白、孔巢父辈同隐徂徕,称‘竹溪六逸’者也。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对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三点质疑

俞吾金教授近些年来倡导的“重新理解马克思”,令人不能不产生三个疑问：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排斥恩格斯,还是要排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还是应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依据?三是“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还是要随意描绘马克思?     

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

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 <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钱注杜诗>以诗利、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杜诗语言的“陌生化”之妙

“陌生化”一词 ,首为形式主义论者俄国斯克洛夫斯基所创用 ,特指文学语言的特异性。杜甫的诗歌创作的某些大胆尝试竟与此不谋而合。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创立新词语或活用普遍词语 (如名词用作动词等 ) ,造成新奇效果 ;二是用特别的节奏、韵律等手段从整体上打乱、变换普通语言的常规 ,从而形成“陌生化”。它的效果是带给了读者一种莫名的兴奋 ,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锄田》诗作者考辨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此诗为李绅撰《悯农二首·其二》 ,几无异议。近读《全唐诗》 ,发现编者对此诗的注释 ,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全唐诗》把“锄田日当午”四句作为“绝句”分别放在李绅、聂夷中名下 ,又在聂的《田家二首》的“锄田”四句下注“此篇一作李绅诗” ,而在李绅《古风二首》这四句下却未加注 ,令人扑朔迷离 ,大惑不解。那么 ,此诗究出谁手 ?主出于聂手者主要根据是 :一、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如是说 ;二、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将这四句《田家》诗作为聂夷中作品辑入该书赋咏…     

《新台》等诗非为刺“二宣”者作

《邶》、《鄘》、《卫》三《风》,均为卫地之诗。按《诗序》的解说,三《风》凡三十九篇,有十二篇,占总数近三分之一,或是直刺、或是间刺卫宣公与宣姜的淫乱。之后,经过历代学者的甄辨,迄今,十二篇诗大部分得以从“二宣”的“淫乱沙龙”中开脱出来,余下《新台》、《墙有茨》等数篇,大多学者仍泥守《诗序》的解说。《诗序》解诗,毋庸讳言,不乏确当者,但谓《新台》等诗为对“二宣淫乱”的直刺或间刺,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人谓《诗序》为东汉卫宏作,则此误一误近两千年,时间不谓不久矣;此误既自误亦误人,误人不谓不深矣。此误之所以误,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就在于其于时俗、史事、诗意等多方面失之考察、详辨。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杜诗切姓用典试论

杜甫诗歌中有典故人物与诗歌实指人物姓氏相切的用典方式,即“切姓用典”。这种修辞手段能取得意外的修辞效果,丰富了杜诗的修辞艺术。但由于创作中取材的局限,使得“切姓用典”可能因“断章取义”而失之精切。这种不精切和与之相关的“过誉”现象,正是杜诗“社交诗”性质所决定的,是以公认的社交文化为背景的。杜甫“切姓用典”有自己的特色,特别在与李白诗歌的对比观照下,杜甫的“崇汉”心理和重视艺术技巧的创作态度再次得到印证。     

李儋的字不是“元锡”也不是“幼遐”

韦应物的七律《寄李儋元锡》为历代选本必选之诗,但是对李儋、元锡是何许人,是一人?抑或是二人?迄今没有人搞清楚。兹举三例,均是注解《寄李儋元锡》的。(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上》的注解说:“李儋,字元锡。”(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的     

春秋社会形态变迁与诗歌叙事主体构成形态演化

春秋时期社会形态的变迁，引发诗歌创作功能由“辨妖祥”的宗教目的向“听于民”的政治目的的转变，构成要素由诗、乐、舞合一向诗、乐、舞分离的转变，创作方式由集体为主向个体为主的转变，导致叙事主体朝更加多元化、平民化方向发展，逐渐构成了“王—公—卿—君—大夫—士—平民—奴隶”多阶层形态，为后世“官方—士人—民间”三极审美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根基。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七月》历法探微

《七月》是《诗经》的名篇。因诗中历法特殊,不仅影响着对全诗的理解,而且模糊了此诗的产生时代。当代研究《诗经》者,大都认为《七月》中有两种历法,即周历和夏历。凡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者,分别为周历的一、二、三、四月,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直接称某月者为夏历。如此理解《七月》,基本通顺;若要全面理解,还需要做些历法探微工作。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哀辞初探

哀辞(或写作哀词),是古代哀祭文的一个大类。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内把哀辞的起源一直追溯到《诗·秦风·黄鸟》,他指出:“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黄鸟》的内容是哀悼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为秦穆公殉葬一事,是以诗的形式抨击秦穆公、哀悼三良的作品。宽泛地讲,《黄乌》诗可以当作哀辞看待;严格说来,《黄乌》诗不能划入于哀辞的范畴。因为,     

戴震诗说研究

戴震诗说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宗旨为孔子的“思无邪”说,此宗旨源于戴震根深蒂固的尊经意识。二、方法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而知人论世为戴震说诗的主要方法。三、从与《孔子诗论》相较中可窥,戴震诗说与《孔子诗论》同异互见。四、评价戴震诗说之得失,并对其失作深层意义上的挖掘。     

唐诗的意境

唐人有关意境的研究与创造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意境的研究上 ,盛唐王昌龄深有见地 ,他在《诗格》中指出 :“诗有三境 :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 ,则张泉石云峰之境 ,极丽绝秀者 ,神之于心 ,身处于境 ,视境于心 ,莹然掌中 ,然后用思 ,了然境象 ,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 ,皆张于意而处于身 ,然后驰思 ,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于意而思于心 ,则得其真矣。”这里虽把意境分开来谈 ,并不十分具体 ,但却谈出了诗境中的不同层次 ,显示出意境的独特性。中唐刘禹锡对意境特征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诗者 ,文章之蕴耶 ?义得而言丧 ,故微而难能 ;境生…     

张谦宜论诗之“意”

<正> (一) 《(纟见)斋诗谈》系清初诗人张谦宜所撰,被郭绍虞先生认为有“真知灼见”而收入《清诗话续编》一书。张谦宦生于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卒年不详,但据他“年八十二自作传”一事来看,当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后,张谦宜字稚松,号山农,自称“山南书隐老人”,山东胶州(今胶县)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张氏“少落拓,以诗名”,晚年中进士后不仕,闭门撰述,有《(纟见)斋诗选》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出入于香山、剑南之间”。《(纟见)斋诗谈》是张谦宜的一部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专著。全书共八卷:卷一《统论(上)——大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