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个人才性与时代风尚——理解钱谦益人生悲剧的一个角度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文士,但他真正的价值取向却是在政治方面.晚明的政治形势和学术转向是造成他价值取向的大环境,而朝野对于钱谦益误解性的期望又推动了他的政治欲望.然而,钱谦益的个人才性却与时代的要求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也是发生在晚明文士中间的普遍现象.     

曹操与建安诸文士

传统的、现实的以及诸文土自身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曹操不可能优遇文士.但他网罗文士,还有方士,实在是一时之胜算,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诸文士归依曹操,多是欣然而来,满怀期望而来,而曹操对待他们,虽不至于以倡优畜之,也凿然没有怜其才而大用之.诸文士志不获申,郁结幽怨之意自然发于诗文.本文以曹操与诸文士之间的关系为纽带,对学术界若干成说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徐陵的佛教活动考述

徐陵,梁、陈著名文士.他奉佛受梁陈之时代风气与其家学风尚的共同影响.入陈后,徐陵更以士林领袖和文坛宗匠的影响力推动和促进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徐陵的日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都体现了他对佛教的精神信仰,以及不俗的佛学修为.     

武则天时代文士群体贪财好货风气管窥

武则天时代文士群体中贪财好货风气盛行。他们财货欲望强烈,频出财货丑闻,甚至贪赃。这与当时经济繁荣、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统治者喜好奢华等因素有关。此外,武则天重用寒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金永爵与清代文士的文学交流研究

金永爵是19世纪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的学术交流活动能够清晰、鲜明地反映出近代转型期两国文人的交流实况与思想变化轨迹.他从禅学转入程朱理学,以理学为基础再去关注金石学和考据学,由重词章转向重义理,从崇尚"雅致"到发自"真情",这些都与清代文士的交流密不可分.他对清代文坛的理解与认识,也得益于与之交往的清代文士,但在其过程中也出现过信息上的误差.金永爵平生所学不拘一格,他不断接受新思想,在清朝面临西方侵略的危机时刻,又与清代文士积极探索应对西方列强的对策,体现了他开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论杜甫与禅宗

在杜甫时代,禅宗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普遍的,许多大诗人都与禅宗产生了密切联系.虽然,杜甫与禅宗的关系不能与王维、张说、房琯等人相比,但也不可否定杜甫在他的现实人生经受过一系列的尖锐碰撞之后,不由自主地发生了由奉儒向近禅的偏转这一事实.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杜甫与禅宗的关系作一个简要探讨.     

史才、诗笔——论杜甫如何面对"古封建"的千年聚讼与迷局

文章透过杜甫对房琯、李璘、肃宗,以及"制置"等人、事的微妙态度,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史才、诗笔,分析杜甫倡导"古封建"的来龙去脉,及其真正的含义(制衡藩镇跋扈等).老杜开出的"古封建"这种药方,虽然救不了大唐的衰颓,但他这方面的史笔诗心,却泽被天下,穿越关于"周道"与"秦法"的历史聚讼和千年迷局,使我们的文化和诗学更丰富多彩,更有魅力.     

宋代作家成名的捷径:名流印可

两宋时期,名流印可是文士成名的快捷途径.致力于创作的无名之士一旦得到名流的印可,立即身名大振.对于一般文士来说,得到名流的印可,既是追求现实功利的需要,也是一种心理需求.名流印可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名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人们的名流崇拜心理在起作用.名流印可不仅对作家成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作品的广为传播也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西晋赠答诗的文学氛围与“情赠兴答”的创作心理

西晋时期大量的赠答诗是在各种文学集团文会活动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这些赠答诗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士政治交往的润滑剂.这种酬唱赠答氛围对诗歌创作动机的激发、意象建构能力的锻炼甚至诗学观的更新都有重要的意义.     

“继作”“共作”与“赠答”——魏晋赋创作范式的转变及其意义

魏晋赋创作中的同体继作、同题共作、以赋赠答三种创作范式,既是赋家适应当时崇尚典雅、喜好模拟的文学风气而所做的必然的选择,同时也是赋家由纯粹的御用文人向有独立人格的文士的身份转捩而带来的赋体创作上的趋新手段.这促进了当时赋的传统体裁、题材的创新和赋的小品化、抒情化.     

招贤纳士的呼唤:汉初侯国赋探赜——兼论汉赋的社会功能

汉初侯国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主题 :招贤纳士的呼唤。诸侯王为了自己的目的 ,首先通过赋发出这种呼唤 ,侯国文士与之呼应 ,在赋作中也传达了这样的声音。本文对这些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 ,研究其异同 ,并分析文士发出这种呼唤和当时社会接受这种呼唤的原因。文章还探讨了汉赋的社会功能———充当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 ,揭示其承载社会主导呼声的文体规定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激荡的时代与走向灿烂的文学--武则天时期政治对文学影响论析

武则天时期的多项政治措施和政治制度都对文士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对文学队伍的破坏与补充、新的文士群体和文学体式的出现以及文人精神状态的变化等三个方面。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论张溥 "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张溥关注儒者、文士与政治的关系,表彰忠烈节义,严厉批评无持操之人;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身处政治高压下的古人,体谅其处境的无奈与悲哀;不赞成儒者、文士留恋仕途,主张退隐;张溥眼中的儒者学识、才干兼备;赞赏重人伦、有情义的文人。张溥关注文人仕途上穷达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处境的改变对创作的影响;作品对处境与命运的影响。     

男权文化语境中的隐秘心曲——唐传奇的文士情爱心理透视

唐代情爱传奇是唐代文士根据他们的情爱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这些传奇中男性操纵着话语权利,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权主义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叙事,故这些情爱传奇中深刻体现了男权语境中的文士的隐秘心曲.一方面,它折射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士在本能欲求驱动下的色欲心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士对人的灵性和至情的强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