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德治与法治的"水乳交融"式结合

本文阐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提出了德治与法治“水乳交融”式结合的目标模式 ,分析了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的基本内涵 ,并进一步提出了法治与德治“水乳交融”式结合的具体途径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现实意义

韩非子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之大成 ,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整套法治理论。他的法治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对我国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性恶·法家·人治

西方及现代法治思想都建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之上,我国悠久的人治传统的病根是否就是人性善?厉行法治是否就该倡导人性恶呢?以史为鉴,先秦法家学派的思想基础正是人性恶,但它却是一种实质上的人治理论。由此可见,人性善、恶之于人治、法治只是理论上的逻辑前提,倡导法治,不应人为地贬低人性,排斥德治。历史证明,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必定也是一个德治社会。     

孟轲法律思想探源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批判地继承了夏、商、周奴隶制时期遗留下来的法文化,提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国家长治久安需要的以“礼治”、“德治”、“人治”为核心内容的法思想,不但同后来发展起来的法家学派以“法治”、“势治”、“术治”为核心内容的法思想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中西古代“法治”思想之比较——评析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理论的异同点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理论分别代表了西方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最高水平,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德治到法治:中国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

围绕中国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问题,学界一向有德治和法治之争。有人主张德治,有人主张法治,有人主张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本文认为德治的各种提法,其含义始终未能超出古代儒家以德治国的水平;而法治的各种提法,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源自古代法家,主张君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臣民;另一种含义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平等地订立社会契约,选举并监督自己的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执政理念,只有法治的第二种含义才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儒家的德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期望作为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 ,但直到孟子时代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 ,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 ;到战国末期 ,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作了彻底的改造 ,德治思想才成为统治思想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 ,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 ,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 ,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 ,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     

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国际法治?

构建国际法治的现实基础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国际法治只能是"国际法之治"。国际法治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建设一个更有秩序、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社会。鉴于缺少中央权威的立法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秩序、效率和公平的内涵也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国际法治的构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考问价值:礼治何以可能?——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的三重视角

从价值观的视域回答"礼治何以可能"是儒家礼治哲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在于儒家礼治思想本质上内蕴着"让"、"名"、"和"三重价值特质,它使得儒家的礼治大厦得以建构于坚实的价值土壤之上。     

合法性抑或有效性--对儒、法两家秩序思想的比较

儒家和法家对于秩序的诉求迥异其趣.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君主秩序的来源是否有疑问、对于人性本质的基本假定、对于政治权力的行使所应坚守的原则等方面.但在君主专制"秩序第一"前提下的儒家、法家的分歧,又在这一前提下得以合流和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构成传统中国专制制度的核心内容.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落实以德治国方略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是我国全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的重大举措。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对于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略 ,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民主与多数统治: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终结

传统的民主观念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这种主张多数统治的民主理论在当代又被称为"多数主义民主"。英国式两党竞争、"胜者通吃"的决策模式和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就被视为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典型代表,备受西方学者的青睐。然而,随着当代民主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民主实践的发展,多数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不仅出现了矛盾还产生了脱节,引发了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危机;同时,把民主直接等同于多数统治被认为是错误的观念而且已经对民主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由此,一种旨在改变传统民主理论学科中心的错误认识,主张终结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呼声逐渐成为当前政治学界尤其是民主理论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与“法治”密不可分，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之前提则又在于培育法治精神，因为没有法治精神的法治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法制社会，根本没有和谐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