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规范中的“忠”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忠”文化占有很大比重,在不同时期“忠”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更是连接人与国家、社会的精神纽带。在新时期,“忠”文化被赋予爱国主义情感,既要做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要做到理性爱国。同时它要求为官者要做到严于律己、清正廉明。忠信更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冲突:科学家道德义务的困惑

科学家是以科学研究为社会职业的角色,必须履行科学家的道德义务。献身真理、造福人类是科学家道德义务的核心。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科学家的道德义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如何？道德义务的判断和原则有哪些？如何理解“界定选择”在义务冲突中的作用？本文就以上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忠君”：荀子“忠”思想的内核与逻辑指归

忠,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参与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忠”思想发展史上,荀子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先秦各派的“忠”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综合改造,并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出发点,对“忠”做了新的界定,将其向着“忠君”的方向做出了理论上的诱导与压缩,使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的“忠”思想在荀子这里开始出现围绕“君”之事进行定向思考的倾向,从而促成了后世“忠君”文化的形成。尤其是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借鉴,使其“忠”思想超越了先秦儒家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获得了更强的现实政治意义。荀子的“忠”思想主体包含三个内容：忠信、忠顺、忠君,归结为一点就是引导人们去忠君。质言之,忠君为体,忠道为用,忠道是为了更好地忠君,是为荀子忠思想的最佳概括。     

论儒家的气节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人在数千年的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气节”价值观念,它既是士大夫或志士仁人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的价值取向。“气节”价值体系中所蕴涵的“孝”、“忠”、“义”、“礼”、“信”、“勇”、“诚”等观念,在抽象形式上具有普遍的价值,因而可以根据时代条件的变迁赋予其新的内涵,发挥其在人生理想和敦化社会风气方面的积极作用。     

佛教宇宙本体论的意义

本文论述了佛教宇宙本体论“缘起性空”的意义。指出：“缘起性空”否定了一切神格或理性的本体，把佛教推上重义理、倡内省的道路；使佛教与中国本上思想融为一体，从而使佛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扎根开花。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制的人格基础

个体本位人格的法律具有两个特征：权利本位(私法)和形式主义，它们使法律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个体本位人格的道德表现为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而二者进一步演变为宗教和法律，导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悬置”。社群本位人格的道德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本位和实质主义，它们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社群本位人格的权利和主体意识不明确，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交互主体人格在自我和他人、理性和情感、权利和义务、形式和实质上既是二分的又是统一的。因此，交互主体将使“法治”和“德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有机结合。     

龙江骄子“神七”问天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倡导：教学空间要不局限于学校和课堂,应创设条件尽可能向社会延伸,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课程资源,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体验社会生活,在理解和感悟中受到教育,提高认识社会、参与社会的能力。因此,继奥运会、残奥会圆满结束后,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中国,当茫茫太空第一次展现中国人矫健身姿的时候,当家乡骄子漫步太空留下龙江印的时候,作为教师有责任也有义务让自己的学生了解东方巨龙的航天壮举,学习航天骄子为家乡争光、立罔威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中华振兴而读书的志向：于是我设计了“品德与社会”校本课程《龙江骄予,“神七”问天》。     

试论曾子对孔子学说的阐发

曾子提高“孝”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孝”统贯孔子的“仁”和“礼”,以“忠恕”概括孔子学说,突出“忠”在内省的修养方法中的作用,开启了求诸于心的运思路向。曾子成为儒学发展中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张力

现代社会的理性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性化特征、以理性为核心的认知在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择取上,必须坚持理性化教育形式.但受教育者的个体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的多样性,又使理性化教育有一定的局限,而情感化教育可以弥补理性化教育形式的缺陷,是个体思想政治价值构建的必要路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形成合理张力.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理性概念之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和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即以“物理”标名而为自然理性，以“仁理”、“法理”标名而为社会理性，以绝对“天道”标名而为本体理性，以“名理”标名而为逻辑理性。这些理性类型规范和制导了中国哲学理性范畴发展演化的基本格局。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建构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密切关联，与伦理学畸型结合，这两点为其基本特征。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伪科学”一词存废之争的理性审思

关于在《科普法》中是否应删除“伪科学”一词,之所以近来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争论热点,与这一讨论实际上聚焦了我国社会环境良性建设和学术环境良性建设中的诸多重大的冲突因素大有关系。如果“伪科学”问题值得法律关注,那么应当在《刑法》和《教育法》中进行设置,在《科普法》中出现匪夷所思。“伪科学”一词在科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常见提法,没有准确定义,一些新的科学理论最初也被冠以“伪科学”受到某种势力的打压而难以得到承认和传播。是“科学”还是“伪科学”更是法律所没有能力判断的,因此在法律中删除“伪科学”一词具有合理性。一是并不影响法律对以任何名义恶意欺骗的犯罪进行打击和惩罚;二是保持了法律的纯洁性和理性原则;三是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认识自由、思想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由于科学认识理性尚未在中国完全建立,一方面有些人科学认识理性素质低下,对现代科学成果盲目质疑,幼稚地宣称有“最新重大科学成果”发现;另一方面有些人以打击“伪科学”为名,不自觉地对科学创新活动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资源持错误的虚无化的态度,成为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只有培养公民的现代哲学认识理性和现代科学认识理性,才能够逐渐消除我国科学创新领域出现的这些低级现象,形成真正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而使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得以尽快实现。     

天命与人事的二元对待——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二论

在中国人文精神中,“天”是至上的,神圣的,但是不是决定一切的呢?进一步说,在这种景观中,人的地位和价值又何在呢?这种困惑在古代中国就具体化为“天命”与“人事”之分,体现为两者各自的权能和意义。司马迁立志要“究天人之际”,其内在动因就在于,他希图探究生活现象中“天命”的作用以及“人事”的作用,并对社会历史活动给予合理的解释。对“天命”与“人事”之关系的某种解答,对中国人文精神来说是难以迥避的。其重要性在于,如果把一切的一切都归于“人事”,那么,是不是只要遵天意,行仁义,就一定     

理性妥协与社会和谐——论罗尔斯理性妥协思想的启示意义

罗尔斯的理性妥协思想把握了时代特点。他提出在政治上追求“重叠共识”，使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平衡；在经济上主张在社会合作体系中“每一个人都获利”的“中道”原则——差别原则，从而求得稳定、正义的良序社会。前进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与罗尔斯相似的课题，正确认识其理性妥协思想，借鉴其合理内核，对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价值及其秩序对法律、权利、义务的逻辑先在性和奠基地位——以舍勒对价值和“应然”、“正当” 之先天关系的分析为出发点 

权利、义务是法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对于权利、义务起源的逻辑机制,在国内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一书中对“价值”和“观念的应然”、“规范的应然”、“义务的应然”以及“正当”的探讨,对我们理解价值及其秩序和法学中的权利义务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以舍勒理论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出价值及其秩序对法律、权利、义务有着逻辑的先在性和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