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台总摄万法的圆融哲学

天台智顗的圆融哲学思想体系是奠定天台佛学的基础。通过梳理有关《法华玄义》的文本结构和理论框架,智顗建立其思想体系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及有关智顗思想体系的内容及其佛教哲学形成的过程,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智顗的圆融哲学。     

浙江佛教第一人──智顗

本文对浙江佛教第一人──智一生的经历、佛学成就和深远影响作了介绍。智长期在浙江天台山传教弘法，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奠定了浙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如来藏的本来面目与终极视域之开启——评杨维中新著《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

<正>佛教传入中国为时已久,而中国化佛教构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如来藏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且随着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的兴盛而取得了无比的辉煌。宋明以降,佛教发展日趋没落,如《易经》卦象之由泰而变为否,遂至困顿不堪,令人扼腕。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佛学因其精深的思辨与宏大的世界图景而备受青睐,佛教亦借此而得一线生机,走上了改革振兴与现代化之路。然而,正是在佛教自身革故鼎新与现代性发展的双重视角下,中、日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佛教的如来藏思想展     

佛教伦理道德的形成及中国化演变之路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 ,创立于公元前六—五世纪 ,先流传于古印度、恒河流域 ,其发展经历了六个部派阶段 ,形成了丰富的教义和浩繁的佛家经典。公元前后 ,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对东亚、南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伦理道德的形成及中国化演变之路 ,以证实佛教在与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道家的思想接触、交流、融合过程中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作用     

智顗大师临终遗言之探究

天台圆教实质的开创者智顗大师,临终时曾诵念弥陀名号以往生西方净土。智顗此一临终事迹,日本学者安藤俊雄解读为因为智顗修行天台圆教失败,故而转修净土的表现,笔者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本文从智顗晚年梦见宝塔倾颓与获告他方华整的梦示的解读,以及天台圆教从观心圆悟的理悟,以臻至于圆佛净土的究竟理事相即的圆证思想,主张智顗晚年诵念弥陀圣号,乃属于圆顿止观的四种三昧行法,而其于临终之时,总结一生修证,依于圆教六即佛果位阶次,从观行即之五品弟子位,而终能证入相似即之六根清净位。智顗所表现出来的事行成果,早源于梦中获告他方华整,相望已久的梦示;而后来则得圣众来迎,往生西方的殊胜妙果。此乃符应了圆教果位中,修至分真即果位时,因其六根清净,故能得乘游诸土的圆妙果德。所以,智顗晚年勤诵弥陀、观音圣号,是为修行圆顿止观四种三昧的表现,自不能附会后来的净土宗门之见,以为智顗晚年改宗。而智顗临终之往生西方净土,是修行圆理所感召的究极圆满之极乐佛土,这是修行的殊胜成果,并非如安藤氏所认为的,是修行天台圆教失败后的转向。     

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

美国目前是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中心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中国学者不无裨益。在中国佛教领域 ,他们与中国学者一样 ,偏重于北宋以前的佛教史 ,特别是以禅宗为主的隋唐佛教宗派。而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 ,他们则引入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 ,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 ,出现了较具启发意义的新视野。本文还关注美国学者在“佛教中国化”、“儒释道三教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     

郭朋同志来校讲授“中国佛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郭朋同志长期从事佛教研究,近年连续出版《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和《坛经对勘》等著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最近应哲学系邀请,从八月十二日至六月十日,来我校讲授“中国佛教”课程。郭朋讲授的“中国佛教”课程,先概要地介绍了印度佛教史略和中国佛教史略,进而着重讲授了魏晋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各宗派的主要代表、师承关系、学说、经典及其社会使用,最后还选讲了若干佛经、论述了研究佛教的方法的问题。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略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我国新疆库车、沙雅县一带),在中国佛教史上,与真谛、玄奘齐名,并称为三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在西域诸国完成了由佛教小乘到佛教大乘空宗的思想转变之后,于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被后秦主姚兴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在短短十几年中,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进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兴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影响波及到他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界。因此,研究鸠摩罗什的思想和其宗教活动,对弄清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发展,了解古代我国内地与新疆地区思想文化的交流往来,都很有意义。本文仅就鸠摩罗什的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以及他入关后的译经活动对中国佛教思想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情本”与“情空”——《红楼梦》诸艳的宗教修养与宝玉出家的对比性研究

佛教中涅般木解脱目标的基础,是出离心和大悲心。以此为切入点,文章旨在探讨红楼诸艳的宗教态度和佛学修养,及其与宝玉参禅悟道、出家解脱的联系和差异性。宝玉出家体现了与佛教原始宗旨较为接近的修行理念,与其相呼应的,是有小乘气息的惜春,红楼诸艳中大多数人的学佛态度,并非真正的宗教浸润,而是士大夫式的佛学文化与禅悦。     

对佛教起源的再思考--佛教：从中国传到印度经中亚、中国汉代西域再回到中国（内地）

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还发现有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镶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数之多。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1924年以来的中印画家交往拾遗

近代中印画家的交往始自泰戈尔、高剑父和徐悲鸿。1924年,泰戈尔和鲍斯访华,与中国艺术家近距离接触,对近现代中国绘画有了全新的认识。1932年,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访问印度,临摹阿旃陀石窟等佛教遗址,探索印度绘画的美学元素,与泰戈尔等艺术家展开艺术对话。印度之行归来,高剑父的画风明显受到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1940年,徐悲鸿应邀访问泰戈尔创办的圣蒂尼克坦艺术中心,受印度美学启发,形成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近代中印画家之间的艺术对话,促进了中印美术的深层交流。     

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

中国佛教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中国佛教思想究竟有哪些特点 ?这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 ,又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 ?对这些问题 ,人们可以见仁见智 ,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却是有意义的 ,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韩国佛教“三化”的启示

自公元372年中国佛教传入韩半岛,韩国佛教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始终与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紧密相联,成为韩国文化、甚至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又以人类福祉化、佛教生活化、佛国净土化的方针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古老的佛教不仅没有被现代社会所抛弃,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地位。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性格的析分与整合：唐玄奘及《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

吴承恩以历史传说以及<慈恩传>中唐玄奘的形象与性格为原型,以阳明心学为指南,实现了玄奘之于<西游记>的人物析分,同时又通过取经神话完成了四性的整合,以此实现取经与修心的完美结合.     

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

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在前秦、后秦的相继统治下,出现了一个佛教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罽宾来华僧人在毗昙学(以说一切有部经、律、论为主)的传译方面出力极大,对汉地洞悉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弘法的高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