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落第诗所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

科举落第,是士人在仕进之旅遇到的一种重大打击。“落第诗”记录了士人们落第时刹那间的心灵感受,再现了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层面。唐代落第诗集中反映了士人的情感特质:诸如无人援引的悲哀和失意不平的愤慨,思乡时表现出来的回归意识,怀亲时流露出的不能光宗耀祖、尽孝父母的愧疚以及羁旅行役的沧桑感和精神上漂泊无根的苦楚。关注落第诗中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士人和唐诗。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

乡射礼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这种变化大约在成化以后,首先自江南开始,然后扩展到各地。乡射礼虽然被制度化,但因与科举之间缺乏联系,从而不受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兴废无常的现象十分严重。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科举对南宋诗坛的影响——以诗人“身份自觉”意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科举的兴盛,造就了庞大的士人群体。随着科举影响的强化,诗文创作和科举时文两种文字写作日趋疏离。在士人群体分化的大背景下,因对不同文字写作道路的自觉选择而产生不同的身份认同意识。"诗人"在"举子"的映衬下,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产生了诗人"身份自觉"意识。诗学批评中"诗人"立场的强调、"诗社"的繁兴、诗集编撰社交功能的增强等文学现象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影子。     

唐代孙逖科举家族成因初探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根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资料记载,孙逖家族六世凡21人科举及第,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科举家族。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提供了时代条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众多家族子弟的成人成才为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孙氏家族成员特定的社会联系和人脉关系则对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科举制度与十国士阶层

科举竞争的激烈造成十国士风的普遍颓坏和十国士人的急剧分化。虽然 ,科举制度下 ,十国士人重建主体人格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 ,但这种努力又有其难以克服的时代局限性。     

唐代商人入仕途径考析

唐代商人入仕与前代相比较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入仕多门。唐前期商人入仕途径主要有捐献财物、出任"斜封官"、以捉钱令史入仕、告密及受人提携而入仕;唐后期商人则可以通过"私觌官"制、朝廷卖官令、军功、科举、方镇辟署以及贿赂等手段跻身仕途。唐代商人入仕途径的演变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彰显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入仕特色。     

唐代进士科的发展对进士文化的影响

唐代科举选拔人才尤重进士科,随着进士科的确立和发展,其对唐代文人的心态、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随之促进了进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唐代进士科的发展对进士文化的影响

唐代科举选拔人才尤重进士科,随着进士科的确立和发展,其对唐代文人的思想心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进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论隋唐士人对陶渊明的拒斥

伴随着士人对陶渊明人生模式和诗歌艺术的认同接受,批评陶渊明的声音也一直未断。这些批评涉及了除陶渊明的人品和道德以外的所有方面,包括陶渊明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社会理想,以及陶渊明的“酒”。“拒陶”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异化的乌托邦--唐人"桃花源"题咏的承与变

“桃花源”是唐诗的重要题材之一。由于社会的巨变,大多数唐人的“桃花源”题咏,所畅想的不再是陶渊明“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理想国了,而异化为超越凡俗、不染物尘、人神共乐、长久永恒的仙境天国和神话世界。探究这个异化过程的意义,在于从侧面把握唐代文化发展的脉络和唐代士人的心路历程。     

长安的槐树景观与唐代的科举文化——以白居易为中心的研究

槐树是唐代长安一道颇具都城色彩的自然景观,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浸染上帝都文化色彩而具有特定的人文含义。文章以白居易为中心,通过其不同时期诗歌中槐树意象所具有的不同含义,来考察中唐新兴知识分子在长安的生活经历及生存状态。由此进一步研究在科举文化背景下槐树所具有的时代含义,以及由此反映的科举士子在长安的生活情状,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照中古时期由以经学为中心的贵族文化到以文学为中心的科举文化转变的过程。     

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社会发挥着选拔、激励、教育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功能。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是客观公正的,对士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倡导了公平、平等的思想理念;选拔了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提高了唐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扩大了统治基础,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培养了中国乡村士绅阶层,使之形成地方文化核心,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社会的稳定。     

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

唐代科举实施“两都试” ,除了“京师米贵”以外 ,武则天的政治统治需要和“安史之乱”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两都试”期间录取的进士、状元和长安一地录取的进士、状元并无区别 ,有学者称“两都试”录取的状元为“分场榜首” ,虽有新意 ,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唐宋变革视域下科举制演进的制度基础与现实动力

科举制由唐及宋的时代跨越有多重历史动因。唐宋科举制变革受益于这一时期诸如官制因革、社会对工商阶层规制变化等相关制度改革成果的促动,它为宋代科举制根本性嬗变铺平了外在场阈。与此同时,唐代科举制弊端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在五代时期被打破。随着唐代旧有士族权要和新科举官僚等集团式微,五代新政权尝试冲破唐代科举制旧有制度路径,在各个方面开始新科举制路径实践。这不仅为宋代科举探索了方向,更为宋代科举制嬗变奠定了内在制度土壤。唐宋科举制变革虽发轫于五代,但关键性转折在宋初,这不仅有其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性,亦与宋初通过科举考试满足国家抑藩和统治新占领区的特殊人才取向相关。尽管宋初科举制改革有特殊时代需求,但从唐宋变革视域观之,它是唐宋科举变革各种因素层累而成,这对理解唐宋其他制度变革亦不乏启发意义。     

唐宋书法观念研究

唐代、宋代的书法观念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书法观念的典型代表,二者之间又有颇为明显的异同之处。正如常人所说的＂唐书法＂就是说唐代书法对于字体规范、风格法度有着严密的内在要求,其实由于科举进仕的需要以及宋人文化素养的普通提升,宋代文人对＂法＂也有着自觉地遵循。同时,在宋代还大量出现了＂游与艺＂、＂以书为乐＂等更为轻松的书法观念。     

王嗣宗手搏得状元辨析

自唐代以来,科举制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局限性,尤其到了明、清,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终于变得百弊丛生。不过,我们对科举制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要看到它腐败的一面,也要看到它远较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优的一面。特别当这项制度渐趋完善,考试尚以诗赋、策论兼及经义取士的北宋,其积极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以往,很少有人谈及科举制在选拔人才中的作用,更讳言它与今天的考试制度有什么联系,人们一旦论及科举,多半将其末流弊端拿来概以全貌,似乎科举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骗人的制度。所谓的宋太祖殿试,竟叫考生打架抢夺状元云云,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为证明北宋科举腐败的典型而被广为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