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曾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它对我们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研究中国近代法制史、近代史、上海史,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公审公廨的形成,与帝国主义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大与延伸有着直接的联系。     

试析乾隆二十九年的盛京会审——兼论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的差异

乾隆二十九年朝鲜人金凤守、金世柱等在越境贸易的过程中误杀凤凰城甲军常德,由于该案被害人为清朝士兵的特殊身份,清朝对该案的审理突破了既有的以凤凰城会审为代表的中朝会审制度,而实行了盛京会审的特例。在既往的研究中,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往往被混为一谈,然而事实上本次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在司法程序、主审部门、审判结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本次盛京会审本质上反映的是清朝将在中朝会审制度下让渡于朝鲜的司法审判自主权的收回,进一步说明了清鲜封贡关系下朝鲜对越境犯罪案件所拥有的司法审判权附属于清朝的特征,其得与失完全取决于清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判断与权衡。     

论上海临时法院到特区法院的法权问题

上海临时法院和特区法院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公共租界先后设立的司法机构,虽属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但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法权问题.临时法院只是名义上收回了会审公廨,特区法院收回系列法权,但法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本文从临时法院存在的法权问题出发,探讨临时法院到特区法院的改组交涉,最后对特区法院的法权问题作一分析和评定.     

《申报》与大闹会审公堂案

1905年12月8日,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黎王氏一案,引发了上海民众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申报》对此作了详细的追踪报道,对租界当局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抨击和揭露,并对如何处理该事件向政府提出了建议。《申报》在整个事件中担当了宣传、桥梁、组织的角色。通过对此案件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了解近代传媒在近代法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上海人民一次维护司法主权的斗争

1905年,上海洋泾浜会审公廨因黎黄氏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是当时上海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维护司法主权的一次爱国斗争。 1905年12月8日(光绪卅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广东官孀黎黄氏,自四川乘船回原籍途径上海时,     

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关系的嬗变——以华人参政问题为视角

晚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的早期拟议皆由外侨或列强领事提出,其动机并非出于对中国领土主权或华人政治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谋求租界自治地位的提高和工部局行政权力的扩大.每当企图失败时,其对华人参政的态度便趋于消极,加之因华洋矛盾而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使外侨最终普遍漠视和抵拒华人的参政诉求.华人对于自身参政权利的态度则随着权利意识提高、华洋矛盾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日益积极和主动.由于无权参与租界市政事务,华人商民在渐趋复常的华洋矛盾中缺乏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化渠道,对工部局和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20世纪初,这种不满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想合流,遂有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后华人参政要求的公开提出和华洋严重冲突的发生.自此,华人参政日益成为影响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和华洋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开放与调适: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

上海在开埠以后的20多年中,逐渐由一个比较单一的社会,变成混杂型社会,主要表现在中西管理权限交叉、中西利益交叉、中西法律混合三个方面。本文通过上海对西人开放、租界对华人开放、华洋的抗争与合作、混合法庭会审公廨的形成诸问题的论述,说明上海开埠以后混杂型社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因缘际会的结果,也是谈判、协商的结果。     

能动司法之功能--基于社会转型现实视角的分析

司法者应当遵守司法权的被动性，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客观现实要求司法者在遵循司法被动性的前提下辅之以司法能动性，秉承正义的法律价值和理念，遵循法律原则，并充分运用司法经验，正确地适用法律，在理性地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的基础上行使裁判权，以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秩序。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理性的能动司法不仅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和形成调整新型社会关系的规则，而且有助于新型权益的生成和维护以及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华洋商事纠纷与晚清商事习惯法嬗变

晚清时期,由于西商东渐,华洋商事纠纷因之迭起,而由此导致的中西方商事习惯法冲突也日益凸显.因为各种原因,在中西方司法机构裁决华洋商事纠纷的过程中,西方的商事习惯法在无形中取得了某种适用的"优越性".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因之倍受冲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嬗递.而这一切又在一定意义上彰显着中国近代商事法律在早期形塑过程中的一种独特趋向.     

检察制度的引进与近代中国司法发展

西方司法独立思潮催生了近代中国检察制度.清末引进的检察制度以大陆法系制度为蓝本,后者与控辩式诉讼相伴而生,目的在于通过审判权与检察权的分立和制约,保障司法权行使的客观公正.清末检察制度的确立,打破了传统中国政刑合一、控审不分的集权司法模式,对于构建以司法权能分设为原则的近代司法体制,推动近代中国司法顺应法治文明的潮流不断发展,从而实现司法保障民众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下)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和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

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表现在制定了一套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法律典章;选拔了一批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司法人才;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公审会廨;严惩贪官,初步显示了独立司法的威严.其未能有效实施的表现是行政干预司法,军阀干预司法.原因是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缺乏具有近代民主与法律意识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力量,缺乏近代司法人才.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行政审判权的理性配置

司法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是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根基.中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的权威性令人堪忧.行政审判的特质要求树立法院的较高权威.现行立法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的配置存在着缺失.应赋予人民法院违法推定权、强制被告必须答辩并必须提交证据权、强制被告必须出庭权、单方释明权、程序选择权;强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力和对法庭秩序维护的权力.只有理性地配置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才能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制度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的功能.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纽约时报>是19世纪中期创办的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该报多次报道上海的电稿.为我们体认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先锋和主角的上海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纽约时报>留下了上海人口增长的记录;它报道了以外滩为扩展源.以英美租界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和扩张的城市化过程;反映了第二、第三产业向上海城市空间的集中和聚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上海的普及.上海近代的城市化进程与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开埠直接相关,它是以民族的屈辱、利权的丧失为前提、为代价的.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的特权<纽约时报>大唱赞歌,并不道余力地在走私、拒交关税、会公廨、治外法权、租界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为自己国家和其他列强辩护,体现了在国内外的双重标准.另一方面<纽约时报>不得不承认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掌控下的上海租界在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黑暗面,承认上海有苦力、有骚乱和刑事犯罪,揭露英国人的贩毒活动,但时于同在上海的本国人的鸦片贸易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在多重利益的驱动和制约下.<纽约时报>要想完全讲真话、讲实话是不大可能的.     

晚清商业行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参预:一个商事习惯法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业行会作为晚清重要的商人组织,在排解华洋商事纠纷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商业行会一方面积极预防和调处华洋商事纠纷,并在华洋商事诉讼中极力维护行内华商权益;另一方面为谋求纠纷之妥善解决,亦频频倡导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这种以不合作形式存在的联合抵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商业行会主导的华洋商事纠纷另类解决模式。综观商业行会参与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在晚清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     

论传统"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社会秩序观

<札记·礼运>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从宇宙星象的时间-空间秩序抽象而来的天道,是论证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思想背景,所以,无论大同还是小康,都是以"道"为终极根据,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生活秩序.因大道之彰隐不同,从而体现天道的社会形态不同,使得社会互动准则也就不同"公"与"札"是分析大同与小康的关键词.大道流行,"公"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是整合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而大道隐没,来自宇宙天道的终极根据萎缩,于是,"礼"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另类选择.因此,大同与小康殊途同归,都是强调整合社会秩序的理性主义取向.     

国际商事仲裁市场竞争机制下国内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支持

国内论者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问题的研究基本局限于法学的视野,关注焦点在于如何以司法审查维护仲裁的公正与效率。本文则主要以经济学的视野,以新近国际上兴起的国际商事仲裁市场竞争观念为指引,从增强本国仲裁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问题作了全新研究。首先,对"国际商事仲裁市场"做了必要解构,分析了国际商事仲裁市场竞争的基本机制,论证了一国的仲裁司法审查实践是影响该国仲裁在国际商事仲裁市场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以比较的方法研究了国际商事仲裁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问题,论证了司法对仲裁的支持是许多国家增强本国仲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最后,论证了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对增强中国仲裁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了人民法院进一步改进仲裁司法审查实践以强化对仲裁的支持的四项建议,包括以能动司法理念指导仲裁司法审查实践;公开宣示支持仲裁的司法政策;在现行立法框架下继续丰富支持仲裁的司法实践;推动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制度的立法改革。     

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新阐释

发轫于日本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并非传统行政法学虚构的神话,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基本范畴。公定力意指除自始无效外,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即获得有效推定的作用力。行政瑕疵的不可避免性、行政纠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纠纷解决的非合意性构成了行政行为公定力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员的秩序需求则是公定力存在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具有对世性的法律效力,行政行为公定力对不同的对象具有各不相同的要求。     

关于中国司法区划分改革的思考

司法区划分改革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目前的司法区划不但加重了司法权对党政权力的依附,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性,而且无力保障司法权的中立性,不利于解决跨行政区域纠纷,也无法平衡各司法区的案件负担.在中国建立“四实三虚”、与行政区错位设置的司法区体系,同时辅以三审终审制,既可以解决、缓解前述司法痼疾,又能促进司法机关及其人事、财政事务的中央化,推动司法改革向纵深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