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视域下的非形式逻辑

非形式逻辑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论证实践,关注论证的论辩性、程序性和语用特点.基于人工智能的形式论证理论研究人工主体间的抽象论证活动,它在吸收非形式逻辑特性的基础上重构了非形式逻辑的诸多理论,这间接导致非形式逻辑的学科作用和理论诉求遭受质疑.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把握非形式逻辑的本质,它与人工智能并不冲突,两者是互相补充的关系.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其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哲学辩护;人工智能使得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应用,而且一些重要概念和研究对象在人工语言的形式表达下得到了更准确的刻画.     

刑法禁止类推的反思与重塑

为了厘清学界就禁止类推所引发的诸多质疑,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禁止类推涉及的司法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禁止类推与允许类推观点的对立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与之相对应,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区分之不可能说和区分可能说也具有不同的语境;现代社会禁止类推的提法仅仅具有抽象的符号功能,禁止类推所真正禁止的是没有处罚必要性的类推解释和附着在类推之上的对公民人权的可能侵害以及侵害威胁。     

“同一概念”再质疑

对形式逻辑所谓的“同一概念”问题,笔者曾提出过质疑(见本刊1983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质疑》)。认为,在形式逻辑的概念间的关系中,所谓外延完全重合而内涵不完全相同或不同的“同一关系”的“同一概念”,实际上是不同语词表达的同一个概念,即是语词不同的同一个概念,从而否定了形式逻辑的所谓“同一概念”。为将自己意见表述的更充分,今再作一些探讨。     

部分原因与因果关系的分类

摘 要:人类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解有一个缺陷,这限制了人们决策思维的合理与有效。在中国,这一思维缺陷部分地源于形式逻辑,特别是形式逻辑中关于假言推理的理论。传统形式逻辑中关于假言推理的理论把“条件”与“结论”的关系分成四种下,即充分、必要、充分必要条件(隐含的)非条件。传统的假言推理分类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因果分类体系,把原因分为充分、必要、充分必要原固及(隐含的)非原固这四类。这一传统的因果关系分类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原因类别——部分原因。这一遗漏可能部分地导致了思维、讨论、争辩、决策中的许多歧义、混乱与缺失。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因果分类体系,把原因分为充分、必要、充分必要、部分原固及非原因这五类。下一步的研究应当论证这一新体系的完整性,即它的包容性与互斥性,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各类因果关系出现的概率。笔者认为,探讨这一问题直接目标在于给因果关系分类,而给因果关系分类是为了建立更为科学的决策思维方式。由于形式逻辑传统上不把因果关系或决策思维方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就其目标而言,所探讨的问题不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是旨在思维方法、形式逻辑、科学方法论、决策科学以及各个涉及因果判断的实证学科等许多学科之间的一个跨领域     

回到个案事实本身——对个案代表性问题的方法论思考

以实证研究基本逻辑为视角,本文讨论了个案的代表性、典型性和扩展性个案方法问题。基于概率样本代表性的立场,将个案代表性视为问题,发展个案的典型性原理以及扩展性个案方法的路径,错误理解了代表性概率抽样原理,更混淆了实证研究基本逻辑中不同环节与方法。个案研究没有个案代表性问题,它缺少的是基于特定个案材料,发现个案因果事实的方法。个案研究并非要走出个案,而应回到个案事实本身。     

现代逻辑的符号化方法与形式化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传统形式逻辑要现代化”这一提法,在我国经过逻辑学界多年来反复讨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不少同志不仅认识到了落实这一提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形势总的说来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也还有人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传统形式逻辑要现代化,”如何实现其“现代化”?在他们看来,无非就是引进几个符号而已.笔者认为,以上观点所涉及到的是逻辑科学的精确化趋向方面的问题,具体地说,也就是现代逻辑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它是一种片面的,因为它忽视了现代逻辑的本质特征,混淆了形式逻辑研究中的符号化方法与形式化方法之间的差别.     

罪刑法定原则:视角转换与价值定位--兼论类推思维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作为一种传统的司法方法,类推却是法本来的性格,法律思维一直都是类推思维。不能将类推制度与类推思维相混淆,"不法类型"是界定可容许的和需禁止的类推的可靠标准,类推思维不会随着类推制度在刑法中的废除而消亡。同时,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只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更重要的是给予其正确的价值定位,并培养与之相适应的权利观念的土壤,以真正使罪刑法定的价值内涵得以实现。     

吴文化的典范建立与知识建构

在地域文化中,吴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长期以来受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充分显示出吴文化之闳深博大。然而要在既往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则应充分重视吴文化历史演进的重新脉络化,重估吴文化古今典范的价值,建构更为通贯完整的吴文化知识谱系。如果我们着眼于一种后设性反思而又切实关注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发现的话,必须承认过去我们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其实还有较大的质疑空间,而过去学界缺少研究的一些问题,更亟需在新的知识视野中,用地方性、民间性知识考察的方法加以审视。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

阅读《前分析篇》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三段论的格分为三种,而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形式逻辑却认为三段论的格有四种,这就导致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基于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格的划分依据、描述方式及其学科构想的考察,不仅可以揭示亚里士多德将三段论界定为三个格的原因,肯定其三格划分的严格无误,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地发掘出导致亚里士多德确定其划分依据的原因及其原因背后的动机,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由一个更为深远而新颖的视角,即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以及古典公理演绎系统的视角,对之作出更为恰当而合理的评价。     

复合直言推理刍议

形式逻辑作为主要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我们对其原理的揭示应力求客观、精确、统一和完善。如果实现这样的意旨,那么,形式逻辑工具性学科的性质就能得到充分体现,将其作用于人们的思维实践,必将呈现出无穷的科学价值。可是,现行形式逻辑教材,对于逻辑的阐述,由于视角不同,方法各异,因此,版本不同,体系不一,体例也不一致。即使对同一逻辑现象的认识观点一致,在表述上也是或繁或简,或详或略。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基于可拓学理论的电信细分市场评价研究

当前由于三大运营商都成为全业务运营商,竞争更加激烈,运营商为应对竞争细分的市场层出不穷,电信细分市场的评价方法逐渐受到重视。为了更加精确地制定营销战略,找出细分市场中的重点培育市场,本文对电信细分市场评价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多指标的电信细分市场评价体系,并引入可拓学优度评价方法对某运营商的细分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为运营商寻找其重点培育市场提供了定量参考。     

水资源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及进展

水资源问题是当今不可忽视的问题,水资源经济学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梳理水资源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逻辑,清晰界定水资源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范畴。从水资源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水资源政策研究以及水资源经济学的扩展研究3个方面,对国内外水资源经济学相关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述评,为学界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风险范式、资本逻辑与中国发展

风险问题在当代人类实践中的凸显,使其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阐释的新视域,而且也成为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即风险范式。立足于风险范式反思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风险,我们不难看出,风险的出现不过是资本逻辑不断展开和运行的产物,它集风险于一身,内化为一种风险逻辑。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也遇到了资本逻辑的问题,如何看待资本逻辑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我们应当积极关注并给出正确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英汉亲属称谓差异与翻译

从英汉两民族的自然地理、政治、伦理等方面出发,对比英汉亲属称谓语在年龄和辈分、父系和母系、性别、血亲与姻亲以及亲属称谓与泛化等方面的差异,并针对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亲属称谓语的翻译方法,如归化法、概括法、简化法﹑统一法﹑直译法等。     

基于政务微博的行政伦理研究

基于自媒体特征优势而凸显出其实用效能的政务微博已被纳入各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内容之中。由模式演进与中西方研究状况可知,行政伦理研究正趋于规范化,责任意识凸显,基于政务微博的行政伦理研究日渐重要。我国政务微博发展可划分为微博示政、微博问政、微博行政三个阶段,可通过案例分析、概念凝练、运行过程和规约方式研究来构建合乎理性的政务微博条件下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多学科交叉及其不确定性决定了基于政务微博的行政伦理研究必然要涉及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电子网络技术等多学科领域。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实证主义、系统整合、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最终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伦理规约。     

自组织视角下新冠疫情募捐协作网络实证研究

新冠疫情下,线上的交流和协作成为配合线下募捐的一个重要部分。技术驱动互联网促使在线募捐协作成为可能。募捐微信群的形成及演化符合自组织的发展过程。募捐群由于信息、信任差序而导致社会系统暂时远离平衡状态,非平衡状态下的系统易于捕捉差异(如多元主体、海量捐赠信息、弱组织性等),形成了促进系统平衡的涨落。协作过程中,共同抗疫的目标涨落、个人价值凸显涨落、高效协作涨落、群属认同涨落以及新技术工具涨落在试错中不断被修正,且在非线性机制作用下被放大,从而获得了突破性力量成长为优势涨落,促使募捐群形成秩序。同时,人们根据实际需要改造技术的使用方式,进一步催化了募捐自组织趋于有序化。研究基于自组织理论和技术可供性等理论视角,结合灾难学中社会协作关系建构的研究视角,探究募捐微信群网络协作的自组织过程及演进逻辑。     

大数据整合运用中的逻辑问题研究

为推进大数据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概述大数据在司法领域的运用现状,分析大数据在司法实践中整合运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职务犯罪大数据为例,探讨职务犯罪的特点,其对大数据整合运用的需求更为强烈。大数据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生成快速、价值密度低等特点,因此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整合运用,而逻辑方法在归纳、分析、整合、运用大数据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数据整合运用过程中,必须遵循基本的思维规律,避免出现逻辑错误,影响数据的运用效果,甚至发生冤假错案。     

项目制研究的现状与新路径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深广的影响力。文献考察发现,国内研究围绕五个主要议题展开,研究成果较集中于近六年内;国外研究也有一定基础。既有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研究视角有缺失,偏重宏观层面和政府视角而忽视了基层村庄社会的回应;二是研究议题失均衡,对项目制负面效应发生机理和防范机制研究还很薄弱。“村庄回应”是项目制研究值得重视的一条新路径,以此路径切入,可探寻“项目进村”的实践逻辑与问题成因,是有利于找到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提升项目制实践成效并防范“项目进村”负面效应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