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英、俄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西藏独立"阴谋

英帝国主义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之后，采取了从武装侵略为主转变为以政治侵略为主的策略，大力培植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势力，并通过十三世纪达赖喇嘛两次出走之机，极拉拢之能事，促使十三世达赖由原来的反英走上联英的道路，给亲英派在西藏掀起一股“独立”的逆流提供了历史机遇。以夏扎·边觉多吉、达桑占堆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英、俄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划下，上演了一幕幕“西藏独立”的丑剧。在西藏广大爱国群众和上层人士的反对下，特别是十三世达赖的觉醒，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加强。     

论英国侵藏急先锋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英国人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结缘于达赖流亡印度期间,三年中二人频繁交流,建立了所谓的“亲热的友谊”.当然,有着浓厚政治身份的二人实则是友谊搭台,利益唱戏,各有所图,各取所需.贝尔成功地通过达赖实施了英国的一些殖民政策,成功地使得中国的西藏问题愈加复杂化.贝尔开创了侵略西藏新模式:精通藏文化,对西藏僧俗阶层施以情感攻势,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攫取权益.贝尔苦心经营的西藏事业貌似成功,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西藏地方于中央政府却无太“过分”之举,“精明”的贝尔终被“善变”十三世达赖所弃,亦可说贝尔只是十三世达赖手中的一张牌.     

第十三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和坐床考实

达赖活佛系统采用转世制度,始于第二世达赖根登嘉措,确立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至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共转世十二代。公元1653年(顺治十年)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给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的金印一方。此后,清朝一代,迄于民国     

解放前夕班禅驻京办事处的爱国抉择

本文仅就1949年冬,重庆解放前夕,我率领原班禅大师驻京(重庆)办事处,留渝迎接解放的经过,简要地概述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发展的重大历史事实。 (一) 西藏宗教政治的历史演变,自元、明、清以来逐渐形成完整的政教合一制度。同时也形成了西藏的两大宗教政治力量,分别以达赖和班禅为代表。在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世班     

驻藏大臣温宗尧筹藏试探

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西藏任职只有一年两个月,他在筹藏策略方面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产生较大分歧。温宗尧筹藏最令人注目的行动,是与西藏地方上层统治者谈判,并达成七条协议。此协议不被联豫认可,亦最终被清中央政府否决。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十三世达赖出走拉萨,得知消息的温宗尧建议联豫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阻拦,这反映了他筹藏时还有强硬的一面。温宗尧《咨请川督代奏维持西藏大局折》,对当时西藏地方所面临的英、俄两国威胁与侵略的形势,均有相当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这与他关注英俄对西藏地方博弈情形及通晓外交有密切关系。     

近代西藏借贷制度研究

以1885年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和1895年十三世达赖“亲政”为标志,西藏成为国际政治角逐中的一个“对象”,成为近代西藏的开端。西藏社会在“政教合一”政体和活佛转世制度之下运转至本世纪五十年代。我所探讨的近代借贷制度以1885年为上线—1959年西藏社会变迁。借贷关系在吐蕃早期历史就已出现,在新疆出土的木简牍和敦煌文书中都有大     

班禅系统在清朝治理西藏中的作用

据文献资料载,达赖和班禅作为藏传佛教两大活佛系统,在清朝治理西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从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敌入侵;加强地方团结,维护西藏稳定;拥护朝廷决策,维护中央权威等三个方面对班禅系统在清朝治理西藏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     

六世班禅致沃伦·黑斯廷斯的信函及相关史实考辨

在1 772—1 774年间第一次英国与不丹的战争(以下简称“英不战争”)中,作为清朝藩属的不丹作战失利,其南部与库赤·比哈尔(CoochBehar)接壤的三个山口被英军占领。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 1 738—1 780年)为制止英国对不丹的侵略行径,致信东印度公司督办(Governor)沃伦·黑斯廷斯(WarrenHastings,又译为沃伦·哈斯汀斯,1 732—1 81 8年) ,要求他停止针对不丹的军事行动,这就是著名的“六世班禅致沃伦·黑斯廷斯信函”(以下简称“班禅信函”)。“班禅信函”本是为申明不丹属西藏管辖、反对英国侵略不丹而书,不料却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衣钵…     

略论五世班禅在康雍治藏中的历史作用

迎请、册封和提高达赖、班禅的宗教地位,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是清康雍两朝的一项重要的治藏策略.五世班禅深受康熙、雍正两帝的信赖,特别是康熙帝延请五世班禅入京朝觐的事件,历时10余年,涉及面广,虽然最终未果,但反映了清政府在西藏决定重要人选的举措.雍正帝继承康熙治藏策略,也曾以特殊办法,想赋予五世班禅更大的职权加以利用.五世班禅在西藏特殊历史背景下,究其一生在康雍两帝的治藏过程中作用突出,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努力与无力:1934年黄慕松入藏与蒋介石尝试解决西藏问题

1934年,蒋介石设法利用十三世达赖圆寂之机设法解决西藏地方与中央正常政治关系的恢复、康藏纠纷及班禅返藏三大问题.首先,他遴选黄慕松入藏致祭并借机解决西藏问题.接着,他确定了解决的基本政策与处理原则,其特点为在五族共和下赋予噶厦极大自主权力,国防与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同时,他着手处理康藏纠纷,并与九世班禅协商其返藏事宜.黄慕松入藏期间,蒋介石指示黄努力协商.噶厦最终承认了西藏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介石的努力取得了一点成就.至于三大问题,蒋介石在当时中国主要面对日本入侵的情况下无力解决.     

16-17世纪在暹罗的葡萄牙人

16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相继来到暹罗进行商业活动,并寻求建立贸易据点。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暹罗的欧洲人。暹罗丰富的物产早为葡萄牙人所瞩目,同时敏锐的葡萄牙人觉察到,暹罗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与南洋贸易航线上的重要国家,这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枢。①因此,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积极寻求同暹罗建立友好关系,以便能够在这一地区发展贸易、扩大影响。16—17世纪,一批批葡萄牙的商人、军人及传教士来到暹罗,并建立他们的居留地。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为沟通暹罗与东、西方国家的经济联…     

十八十九世纪"广州英语"的使用者

"广州英语"是中英通商导致的洋泾浜英语,它是中英语言接触的产物.作为当时中外通商的通用语言,"广州英语"的使用者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特点,这些使用者基本上都与对外贸易、服务业有关.     

7～9世纪康区佛教及其特点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时期的佛教情况论述颇多,但是有关康区佛教的传播状况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文章依据汉、藏文文献及考古资料对7～9世纪之间佛教在康区的流布、传播过程作一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其显著特征。     

14-18世纪东亚大陆的"译学"机构

中国明代四夷馆与朝鲜王朝司译院,在历史的当时,都是官方设立的译学机构,主要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翻译朝贡国家的往来文书.这两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相同,但学制、教学内容又各有侧重.     

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

党项是一个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七至九世纪,随着吐蕃的兴盛与衰落,吐蕃与党项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吐蕃与被征服地区党项各部的关系、吐蕃与内迁党项部落关系等方面。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其所统治的种族部落及吐蕃本身的许多部落最后溶于党项这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之中。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法两国的西夏研究

本文回顾英、法两国“前西夏学时代”的学术史,重点评述伟烈、卜士礼、戴维理亚、毛利瑟、沙畹、伯希和、伍尔芬敦等人的西夏研究,目的是从中提取学科发展的经验,供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学界参考。     

西藏"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回顾及"十二五"期间发展建议

"十一五"期间,西藏经济延续了"十五"以来的跨越式发展势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随着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已初步形成了中、东、西三个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十二五"期间,西藏的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存在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困难和挑战,这也是"十二五"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对我国西藏的情报工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军方的组织下,日本先是以传教为名向我国西藏派遣僧侣了解西藏信息,接着派遣间谍收集西藏情报,以情报为手段向西藏渗透。日本间谍收集有关西藏情报在抗日战争前后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