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本文拟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以期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辨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基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对“民族”和“民族主义”一直存在歧义.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政治概念,一种认为是文化概念.笔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既要从政治上界定,又要从文化上界定.只有这样,才会全面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民族主义

全球化的扩展不能导致文化民族主义的废弃,甚至在事实上反而导致了文化民族主义影响力的增强。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其存在价值,文化民族主义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强调和对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维持及强化创新,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谋求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强大,并最终对世界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加强民族主义的文化反思,塑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当今民族主义的几个问题

民族主义是民族形成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它源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其实质是民族或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冲突,其功能效应有正负之区分,其发展趋势将逐渐减弱.民族主义可以分为争取政治权利的政治民族主义、强调经济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维护本民族物质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三类.进攻型和防守型是区别民族主义性质的首要的、直接的、现实的标准.中国民族主义的真谛是民族自尊与民族平等.     

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之辨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文化自觉的提倡很容易理解为一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崇尚.在厘清“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文化立场、表现形态、思想旨趣三个方面辨识两者的异同,旨在探讨如何引导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走向民族文化自觉.     

"解放"与"身份"的变奏——从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理论到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

本文重新回顾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的理论论述,结合全球化和当代中国语境,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理论的当代指导意义。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理论的精髓,在于其对经济发展水平对民族文化状态的根本影响的洞见,在于其发展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对人类解放的不懈追求和坚贞信仰。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和对民族文化发扬的追求,在根子上仍然是民族间社会经济的落差所致,但其偏重民族文化身份的理论倾向,造成了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权利诉求与社会经济权利诉求的明显分离。相应地,文化民族主义者在鼓吹保护民族文化身份时,对民族文化内部之经济和阶级因素也有失察之嫌。     

印尼当代文学中的多元民族主义——以普拉姆迪亚和黄东平为例

在印尼,普拉姆迪亚是印尼文作家的典范,黄东平是华文作家的代表。他们都经历了荷兰殖民时期,其历史书写主要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别以长篇小说创制了“布鲁岛”四部曲和“侨歌”三部曲。在族群、文化乃至血统混杂的殖民地,〖JP2〗他们呈现出多元化的民族主义,主要有荷兰殖民者的欧洲民族主义、印欧混血儿及华印混血儿的籍民民族主义、华侨的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土著民的本土民族主义。游走于解构与建构之间,在民族觉醒与民族运动的历史召唤下,其多元民族主义书写也隐含了对族群议题与国族形象的当下回应。      

中国近代民族危机下的文化失衡与重建——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选择为例

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失衡{失范}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志士仁人们选择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稻草。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自戊戌时期开始,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到了五四时期,文化民族主义达到了空前高涨,并一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使中国文化充满了活性。这一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包括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派,它们都从救亡图存出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重建,这个过程对全体国人来说是历史的转折,是值得全体国人学习和铭记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对待文化民族主义,我们要学会在学习与铭记中反思。     

西欧近代史上的两种民族主义──读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通过解读《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阐释论析了西欧近代史上的两种民族主义：即以法国为代表的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或称政治民族主义和以德意志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或称防卫型民族主义。前者随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形成、发展,后者则意从文化上统一处于分裂的德意志,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德意志政治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先导。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

就其早期文化观来看,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反对反东方文化;不是反对科学民主,而是始终肯定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代表农业宗法封建思想,而是认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与其说是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文化多元主义;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过去”而“反现代化”,乃是站在“未来”来“修正”资本主义。他的早期文化观既有对文化问题的深刻观照,又是浸润千年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维持文化自信的一种安顿,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经验的一种体现。     

梁启超人学思想探微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梁启超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以人为核心命题,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人论民族资源,论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问题。他的人学思想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对于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上认识中国现代化中人的解放和发展都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

梁启超与李大钊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二人不仅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和李大钊虽然都对社会主义十分向往,但他们二人的社会主义主张却存在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既与他们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紧密相连,也与他们接纳社会主义的逻辑有很大关系。     

梁启超国民政治论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构建的国民政治理论认为：国民是具有独立、自由、平等人格, 享有权利、负有义务、有良好公德的国家主人。国民政治是法治政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国民政治的实现、维持和运用。其原动力皆在国民自身,国民应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晚年对历史理论的探索及困惑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新史学”理论的建构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晚年在对历史进化、历史规律、历史创造者等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勇于探索,敢于怀疑,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往往又陷入前后矛盾、困惑莫解的境地.梁启超的困惑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吸收西方文化的特点相联系的,而根本原因在于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     

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浅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

本文以梁启超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为研究对象 ,深入地讨论了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指出该文既是对佛经目录的总结 ,又为近代目录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梁发与中西文化的会通

梁发的一生,与中国早期基督新教传播史密切关联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几乎都与他有过交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过共事的经历.梁发最重要的业绩,是亲自口传笔著,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文化诠释基督教,便于国人理解与接受.另方面,梁发并不完全墨守成规,他对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亦曾指出其不善之处,并刻意加以纠正.因此,梁发应被列于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士之列,他在中西文化会通方面的建树,应当给予肯定.     

梁漱溟法律思想发展脉络研究

梁漱溟的法律思想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早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用西法”;中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不能用西法”;晚期法律思想则认为“法制与民主的前途必在中国逐步展开”。其早期法律思想是其功利主义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中期法律思想与晚期法律思想,则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中期侧重人的因素,晚期侧重法的因素。     

从操纵论的角度看梁启超译《哀希腊》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将拜伦的诗歌《哀希腊》引入中国,他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在当时都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利用操纵论,对梁译《哀希腊》进行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了宣扬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梁启超有意识有目的地超越当时主流封建意识形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潜能,对《哀希腊》进行改写、操纵,说明了文学翻译是对原文有目的的创造性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