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

我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朴素知识有很大一部分包括在阴阳学说中。“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0页)这种古代的两点论是《黄帝内经》医学和哲学的理论基础,是理解由《内经》奠基的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内经》说:“何谓日醒?曰:明于阴阳,     

当心实证主义陷阱——与曾永寿同志商讨

曾永寿同志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发表《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曾文”),与拙文《量子力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讨意见。读过曾文之后,感到在关于“哲学实证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拙文在“哲学实证化是可能的吗?”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是     

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范围很广,现在人们对它的研究,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兴趣。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我们的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阴阳学说?研究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些都是本文需要论及的。     

为什么要把世界划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五年第二期《论信息的哲学本性》(以下简称《信息》,作者刘长林)一文认为,“决不能把整个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这样两方面,”如果说“任何事物或是精神或是物质,”“其实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错误引伸,不能成立”。“因为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本质上是属性与产生属性的实体的对立,是谁决定谁、谁产生谁的问题。”那么,世界该怎么划分呢?《信息》给出了这样一种划分:“一部分是原型的物质世界,一部分是作为其反映的信息世界。”     

《内经》的五行学说与系统论

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丰富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五行学说,使之成为相当系统的理论,并运用于医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历法,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内经》的五行学说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该书集中论述五行的地方除《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宝命全形论》等篇外,主要见于《素问》的《天元纪》及以下共七篇《大论》中。这七篇《大论》成文较晚,可能产生于东汉至魏晋之际,系唐人王冰纂入《内经》,距今也有一千四百至一千九百余年之久。现代系统论是近几十年才兴盛起来的一门崭新的跨界学科。把如此古朴的五行学说与系统论联系起来,并要从中找出一致的地方,很可能遭到责难:“这是把古人现代化!”但是事实证明,《内经》的五行学说与现代系统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阴阳是古代的一种对立统一学说,那么完全有理由把五行看作是一种原始素朴的普通系统论。     

关于“差异就是矛盾”和矛盾同一性的内容问题

怎样理解“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双方的共同点和矛盾转化是否同一性的内容?这些问题是有关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问题。1982年第6期《人文杂志》发表了陈世夫同志《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略论有关矛盾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略论》)一文,对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读后很受启发。但他的观点我不大同意。这里略陈管见,以求教于陈世夫同志和其他同志。     

“决定反决定”不是一个科学命题——与章韶华等同志商榷

章韶华同志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问题初探》(以下简称章文,载《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中提出了一个“揭示了对立统一联系的根本性质”的辩证法规律——决定反决定规律,并且认为它不仅“是社会实践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结论”,不仅是“包容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且“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不同原理间的内在统一性”。章文声称,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有用决定反决定规律来解释,“才是深刻的、全面的、科学的,即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陈志良同志在评论章文时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其“逻辑实质”就是把“辩证法建构在唯物主义大厦中” (载《中州学刊》1987年第三期),并指出,如果谁想否定决定反决定,就得“首先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或     

也谈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路历程——与俞吾金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发表了俞吾金同志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路历程》一文(以下简称《历程》),该文一改近几年学术界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模式,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的演化,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笔者赞同《历程》所说的,“这方面的探讨正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的先决条件之一”,并且认为该文关于马克思本体论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的划分是富有启发性的,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此不揣冒昧地提出来,与俞吾金同志商榷。     

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刊登了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先生的文章:《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以下简称“邓文”)。邓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本文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邓文)因此中国哲学具有反语言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因素始终“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对此结论,本文作者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对语言本身“蔑视和放弃”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对于语言的中介作用也必须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张再林教授访谈录

一、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需要一种“范式”的转型 李重（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李”）：张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在进行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研究，并且自2005年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诸如《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不囿成说 饶有新意——读冯达文新著《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

冯达文同志所著《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商——魏晋)从独特的思维角度探索中国哲学演生的路径、规律、运思模式、价值取向,以现代哲学意识省视传统,是一部饶有新意的哲学史专著。与一般的哲学史教科书不同,达文同志的这部著作不以哲学代表人物为主线,而是另辟蹊径,重在论释每一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全书由“殷周宗教观念”、“孔     

关于“美的规律” 的认识及其“主体性”的质疑——也兼与向翔同志商榷

《河北学刊》今年第四期发表的严昭柱《论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兼与向翔同志商榷》(下简称《论美》),对《再论美的存在和美的规律》(下简称《再论》)一文偏离唯物主义路线的观点和失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中肯批评,读后受益匪浅.笔者同《再论》的作者对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美的规律”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阐释,也存在着分歧,故本着“争鸣”精神,谨以此文就教于向翔等同志.     

同一、斗争与相对、绝对——就教于马清健、吕英寰同志

马清健和吕英寰同志的《论绝对和相对》一文(以下简称《马文》。见《哲学研究》1981年第9期),从绝对和相对的分析中,论证了“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谨提出商量请教。     

“客观真理”不能否认──与赵凤平同志商榷

“客观真理”不能否认──与赵凤平同志商榷钟朝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首先提出“客观真理”的概念，并明确规定了它的含义；我国哲学界也赞同和宣传列宁的观点。对此，赵凤平同志在《关于“客观真理”的质疑》叭以下简称《疑文》）中持相反的看法，认...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李秀林同志商榷

李秀林同志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新探》(见一九八○年六月十九日《光明日报》,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个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本文也想这就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并与李秀林同志商榷。哲学基本问题是否两个方面?应当肯定,《新探》一文提出的“把世界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第一方面’规定为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再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第二方面’包括在哲学最高问题之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追本溯源,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地"》

近年来 ,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以至名称 ,都有不同看法 ,故有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肖前教授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高齐云教授所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等著作出版 ,形成“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原广州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兰云同志所著《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地”》 (广州出版社 2 0 0 0年 9月出版 ,以下简称《诞生地》)从研究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称《提纲》)入手 ,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过程、核心内容和基本实质 ,不失为一家之言。从学术史来看 ,每当一门学说在发展途程…     

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历史考察——与武树臣先生商榷

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并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作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下简称“武书”)一书中,亦有相关阐述。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果真存在如此渐进的三段…     

马克思著作中一个词语的翻译问题

<正>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的第一段中,在谈到黑格尔的学说时用了“the law of thecontact of extremes”一语(原文是英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把它译成“对立统一规律”。笔者认为这一重要所在的译法欠妥。因为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论述过矛盾双方统一和斗争的规律,但在表述上并未把它概括为“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这一规律称为“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列宁把这一规律看作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在自己的探索中得到了更科学、更明了的称谓——“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不过,在用“同一”还是“统一”的问题上,列宁还是不那么肯定。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他带着疑问的口气写道:“对立面的同一(它     

不能用“使用价值”来论证和定义“价值”——读《也谈价值的哲学本质》有感

郑庆林同志在《也谈价值的哲学本质》(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以下简称郑文)一文中,对王玉樑同志的《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7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提出商榷,批评其将“价值的最一般的本质”规定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张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或“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来定义“价值”。虽然我们也象郑庆林同志一样,不赞成把“价值”理解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但拜读了郑文之后,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它对于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的理解、定义及其论证,明显地缺乏合理性而难以让人信服。考虑到这种不合理的论证和定义方式在国内价值论研究中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以郑文为例提出几点商榷意见,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