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原额人丁考

清代浙江各州县原额人丁的来源是相当多样的,其早可溯及明中期的弘治、隆庆年,晚则落实于康熙前期.多数县份的原额人丁撷取万历时数,也有相当部分的州县因战乱或编审方法改变而在清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人丁原额,另有一些县份取明末天启、崇祯人丁之数作为原额.解读原额人丁,可以发现"人丁"概念在清初发生的微妙变化,有助于准确把握清前期"人丁"的实质.     

北宋公用钱“新额”时间考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所揭载的北宋公用钱表,是研究宋代公用钱不可或缺的资料。为方便今后的研究,本文特就其“新额”的时间进行了考证,确定其为熙宁五年至元丰三年的定额。     

“普洱茶”得名历史考证

长期以来,在对云南普洱茶历史的研究中,对普洱茶得名均有一种从古代史料记载一直延续下来的误解,造成了对普洱茶得名及产地研究的不准确。而从大量文献钩沉中对此进一步考证,可以发现过去认为普洱府不产茶,产茶的地点在六大茶山,普洱茶的得名是因为普洱府是茶叶集散地的历史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普洱茶是因出自普洱(今宁洱)普洱山而得名,而普洱地名也因有普洱茶而闻名,从而成为从明清以来普洱茶交易聚散的中心。     

试论明代的茶禁政策

<正>一、明代茶禁政策的渊源与背景 首先,明代茶禁政策是唐宋以来茶禁政策的历史延续和发展。重农抑商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之一,而禁榷制度则是它的一个重要支柱。此制可追溯于周,而正式形成于汉,后禁榷范围不断扩大,至唐代始将茶叶也纳入了禁榷的轨道,成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这是因为,从唐代开始茶叶生产出现了划时代的发展,“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成     

试论北宋川陕地区茶事官考核制度

神宗熙宁七年,北宋政府为了便于"买茶博马",开始禁榷川茶,在川陕地区设置茶事机构和茶事官,并逐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茶事官考核制度.无论是茶场司的提举官及其属官、诸买卖茶场的专职监当官及产茶州县的兼职之官,还是搬运茶货的押纲官,针对他们各自岗位特点,都制定了标准、内容各不相同的考核条令.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川陕地区茶马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促使一些茶事官贪功急利,为了邀功请赏,往往加重对广大茶园户的苛剥.     

宋代酒课的征收方法析论

酒课是宋代重要的财政税源之一。对此,近期已有论者专文述及。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拓展。本文拟就宋代的酒课征收的问题作较为深入的考察。 专卖禁榷的课利是以最大限度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获得的。下面看看宋代在榷酤专利政策下,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酒利的。 1、立祖额。祖额是官府为收取数额相对稳定的酒课的一种计划指标。北宋初年,酒课因地而异“各有元定酒数”。没有统一的定额标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对酒课作出统一规定的     

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

何谓“买扑”?“买扑”是指民户以竞争方式承买官府的各种经营性企业和税场的经营权、收税权,类似于近代的租赁承包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在唐代末年已经出现,到宋代,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几乎广泛存在于宋代官营经济的各个领域.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但现在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情况,详加考察,以反映出这种经济成分在宋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耐人寻味的特点,或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明代西北茶禁与茶商的活动

<正>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交往中,茶马互市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商人视为利薮,竞相趋之。封建政府出于政治羁糜、稳固边防和搜括财税诸方面的意图,也极力垄断茶利,推行禁榷专卖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排斥,压制商人资本势力,至明代而登峰造极。朱元璋曾直言不讳地说:“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为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明代“产茶之地,江南最多,皆无榷法,独于川陕,禁法     

宋代的万户酒

宋代福建、夔州、广南东西路及一部分边远州县有私酿的传统,由于榷酒管理成本高,私酿难止,因此实行官不榷酒、许民自酿,把酒税敷配于民的制度,宋人称之为"万户酒"。在官监酒务经营不善,无利可图而废罢的州县也推行万户酒法。万户酒有增加贫民下户负担之弊,但实施简便,税额易办,因此,实施万户酒的区域越来越广。     

翻译中的超额与欠额现象

超额翻译系指译文承载的信息量大于原文的信息量;欠额翻译则指译文承载的信息量小于原文的信息量。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文化渊源炯异,因此在英汉互译中,很多时候都会有超额与欠额现象,“等额”翻译在某些情况能够实现,但多数情况下只是个理想。不过,随着中西文化彼此渗透与融合,逐渐趋同的进程,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会逐渐减少。     

明代引茶制度初论——明代茶法研究之四

“民资五谷以为食,所以下食者盐,而消食者茶也”。茶是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随着茶业的发展和饮茶风尚的普及,中唐以降,茶叶被纳入了封建国家禁榷专卖的轨道,茶法也就应运而生了。经过宋元的发展,至明代渐臻完备,“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明茶法有三:曰官茶、商茶、贡茶。仅就商茶之法(商专卖体制下的茶叶流通政策)而言,则又包括引茶和开中两种制度,而以引法为基本特征。关于开中茶法,笔者已有专论,这里仅就引茶制度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论述。     

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

宋代浙江是佛教的重地,仅杭州一地佛寺就达四百多座,浙江全境的寺院更是不胜枚数。宋代浙江山地众多,普遍植茶,共有12州60多县种茶,产茶量居全国产茶路分前列。名茶众多,其中很多由佛寺僧侣栽培,湖州、越州、杭州、台州等地,都有寺院僧侣培植的多种名茶。佛寺之茶,因藉僧侣供佛、自饮、待客、施茶诸方面的茶活动,丰富深厚了茶文化的土壤,为在宋代达到极盛的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经济”研究三题 美国“新经济”现象成因分析

什么是“新经济” ?到目前为止 ,尚未有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严格定义。“新经济”的含义也仍不确定。刘树成、李实在《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与研究》一文中认为 :“新经济”主要有“宽”、“窄”两种含义 ,“窄”的含义是指美国经济 90年代的持续增长 ;“宽”的含义则指兴起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等的变化。① 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则认为 :“所谓‘新经济’ ,应是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 ,以创新为核心 ,由新科技所驱动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② 经济学家樊纲认为 :“新经济…     

国际贸易视角下“免费碳排放额”法律性质研究

减排国因碳成本内化导致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并因贸易和投资转移产生碳泄漏的问题。为了"补贴"其国内产业,减排国可采取的法律风险较小的手段是对国内碳排放集中行业发放免费排放额。但排放额的免费发放对国际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影响,从而受到SCM协定的约束。免费碳排放额的发放如相当于政府的财政资助,对企业授予了利益,发放对象具有专向性,并对其他成员方造成不利影响,则构成该协定下的可诉补贴。     

试论城市茶座文化

一、茶座文化的源流及其特性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树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茶最早的国家;茶的饮用、栽培和制作均始于我国。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另据有关史料记载,我国自宋代出现茶户、茶市、茶坊以来,茶饮聚会的习俗便一直沿袭至今。而茶座文化作为一个科学的、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近年才提出来的。笔者通过查阅我国的茶史,分析当前已形成的城市茶座文化现象后认为:所谓茶座文化,即是由人民群众在公共场所里自我进行的,以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和生理、感情需要为目的,以饮茶为媒介而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地租额与粮食亩产量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地祖额与祖佃田地的地权性质和自然条件相关联;佃户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低,佃户不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则高;租佃田地为“高田”地租额高,租佃田地为“低田”、“荡田”地租额则低。另外,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粮食亩产量以及复种指数也与田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联:“高田”的粮食亩产量远高于“低田”、“荡田”的粮食亩产量。     

《诗经》“荼”为“茶”源说

《诗经》“荼”为“茶”源说周蒙茶叶、丝绸和陶瓷为中国三大发明，久负盛名。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其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远古的神农时代，距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①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在公元４世纪茶便传到了朝鲜，早在汉代就传入日...     

论宋代的私茶法与私茶

宋代茶法以专卖制为主.专卖利益是依靠政府对茶叶生产流通的部分环节实行直接或间接的独占来保障的.为实现独占,必须对茶叶的营销进行严格控制管理,防止私贩.因而私茶法是决定茶法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茶法内容不同,出现私茶的方式也不同,私茶法的内容也随之变化.     

唐人的“离婚”刍议

唐人的“离婚”刍议牛致功“离婚”的含义，古今大体类同。今人所谓的“离婚”，是指“依照法定手续解除婚姻关系。”①唐人所谓的“离婚”，是指经过一定的手续脱离夫妻关系。需要说明，本文所谈唐人所谓的（离婚”，不包括古已有之的丈夫休妻。早在先秦的《仪礼·丧服》...     

从茶叶經济看宋代社会(下)

(三)从茶叶經济看宋代的社会矛盾上面我們已經对宋代的茶叶生產和茶貿易的情况作了一些簡單的介紹,下面我們主要根据上兩節中所提供的具体材料進一步來分析宋代社会的性質和階級矛盾,現在先从階級矛盾談起。茶叶生產和茶貿易牽涉到許多階級和階層的經济利益;这些階級和階層的經济利益不可能是一致的,它們之間的关系也不可能是和諧的,因此,圍繞着茶生產和茶貿易就展开了复雜的、尖銳的矛盾和斗爭。它們不僅僅在市場上斗爭,同时也利用了封建社会經济基礎的上層建筑——法律和政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