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     

中国固有法秩序与西方近代法秩序

西方法秩序的形成是以个体为出发点的,然后再考虑保护这些个体利益的社会组织,即个体出发型;而中国法秩序的构思是首先考虑人们的整体共存,然后再给各个主体划分相应的利益,即整体出发型。西方法秩序是被现实的世界和法的世界双重化后,再由法的世界统治现实世界;在传统中国,法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之间没有媒介,二者是合为一体的。近代中国引进的西方"法制度",不是一种法秩序,而是一种工具或者社会装置。     

开元初期玄宗对唐前期政治的反思

认为"开元之治"的形成与唐玄宗注重政治思想与制度建设,善于总结唐前期政治思想与执政实践的经验教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开元初期,玄宗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扬弃"则天故事",继承"贞观故事",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并重新确立了新的秩序。     

忠恕之道与中国近现代的对外关系

"仁者爱人"是儒家学说的第一义,此即爱全人类并兼及爱物。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它具有人类道德的普适价值。儒家主张"协和万邦",这在中国古代不免与"宗主国"意识的历史局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近代,中华民族经与世界的交往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孙中山率先提出了"振兴中华"和"民族主义",其中包含着世界各民族平等的思想,蔡元培称其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衷。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体现了忠恕之道的精神,"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21世纪,中华民族正处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符合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又有新时代的思想内涵。     

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念障碍

培育法制观念相对于整个法制工程而言是先导性和基础性的工作。西方法治思想源远流长,而中国人治思想极为丰富。当前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着法制观念的诸多障碍:官方视法律为管制民众的工具,持片面的"秩序观",对法制采取"机会主义"和"便利"态度,盛行官场"潜规则";民间"情"重于"法",迷信"关系",缺乏权利观念和争讼意识。官方和民间的观念障碍又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培育法制观念既是渐进的,又是紧迫的。     

人伦传统与伦理实体的建构

“伦理实体”的概念，对于伦理学研究和伦理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伦理实体建构的基本原理是：血缘本位──人情逻辑──礼治秩序──情理法三位一体；传统伦理实体的建构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内在矛盾。现代伦理实体建构的关键在于：寻找新的伦理根源，研究各种人伦关系及其结构原理，建立起新的伦理坐标。     

华夷变态三形态

学界的热议话题"华夷变态",仔细吟味,可整理出三种形态。恪守华夷之辨,期待秩序归位;担忧入寇来袭,故蒐集"华夷变态"的情报;用国体论冲击华夷秩序观,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成立准备思想条件。石原道博在其著作中用"乞师"比照"华夷变态",不过是一种恶用而已。     

论韩非"一民之轨"的伦理思想

战国时期,周代典型的宗法等级伦理秩序解体.韩非认为,在"争于气力"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法代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充分发挥法"一民之轨"的伦理功能,重建伦理秩序.他从三个方面对法的伦理意义进行了论述作为"刑罚"的法可以惩恶扬善,是道德教化有力的辅助工具;作为"公仪"的法是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人们行为的准绳;作为"法治"的法,是实现政治伦理道德的保障.     

从"苗"到"苗族"——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

苗族在中国素以历史悠久、苦难深重的民族而闻名.然而,事实上这一印象是进入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苗族最初作为近代民族集团诞生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具体探讨了在前近代时期,曾经是南方是非汉系族群泛称的"苗",在20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是如何作为近代民族集团的"苗族",首先在汉文化这一"他者"的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辨方正位 体国经野——《周礼》所见中国古代空间规划体系与技术方法

《周礼》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记录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专书,其中包含大一统制度形成过程中对空间规划体系的理想建构,影响后世两千余年。"辨方正位"与"体国经野"是《周礼》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本文从中国古代空间规划体系与技术方法的视角,系统分析六官史料,梳理《周礼》文本所载"地法"与"形体之法",并以相关先秦文献、金文材料等为辅证,揭示"辨方正位"与"体国经野"的内涵与价值,即以地法"辨方正位",奠定规划基础、建构空间框架,进而以形体之法"体国经野",塑造空间形态,形成天下尺度的空间秩序;职官体系依附其上发挥效力,最终实现对广阔地域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     

论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高地

面对当今国际国内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势,我们要强化文化繁荣、精魂主导意识,施行文化发展、价值凸显战略,增益培壅当代中国文化之"魂"。当代中国文化之"体"包括主体和载体。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生命的主"体"之"健",落实于巩固的思想道德基础。让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成为我们自觉自信的实践,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兴国之魂"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70年的问题意识及其范式转换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演变具有特殊的问题意识,既涉及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变迁的"时代问题",也关联理论和文明创新自觉的"学术问题"。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由诉诸教科书体系的权威性走向诉诸经典文本的现实性,由注重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走向注重对中国问题的学理论证,从而主动创构了多元的、学术化的理论范式。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作为当代的"中国问题意识",标明了走在范式转换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取向和历史责任,即在为中国道路的价值理想提供规范性哲学理念支撑的同时,进一步形成具有文明自觉的"中国化"研究范式。     

中国传统民间法论纲——基于法学品格、文化特质及现实功能的视角

民间法法学品格的形成史就是法学思维观由单一性向多元性发展的法学史。在关涉生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多元的实效达致路径等方面，中国传统民间法有着国家法不具备的文化特质。在现代社会的秩序建构方面，传统民间法有着三个现实功能:其一，在秩序的生成方面，民间法是产生秩序的规则本身；其二，在秩序的维系方面，民间法不断影响着主体的行为模式；其三，在秩序的保障方面，民间法以传统伦理的传承与发展为其历史使命。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法的关注。     

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秦后第一儒”的社会治理观析论

优良政治秩序是人类的永恒诉求。经历过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之争的西汉统治者和士人对于秦朝因暴政而速亡的教训有深刻的体认。陆贾是"秦后第一儒",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首倡者。在汉初,他最早对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陆贾告诫刘邦,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不能仅仅依赖刚性的暴力,而应以伦理价值体系作为政治秩序长期稳定的根基。在《新语》中,陆贾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秩序伦理体系,即天道伦理是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制度伦理"是秩序建构的方向导引,教化伦理是秩序维系的根本之策。陆贾的秩序伦理思想对中华帝国政治秩序形成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是当下建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欧盟法的一体化之维:基础、协调及秩序运作

欧盟法一体化的实现,有赖于产生它的基础性条约、与成员国权能的协调以及所处法系法律秩序的运作实践。通过对欧盟法一体化的条约基础、权能配置以及法律秩序运行等不同维度的考察及分析,可以看出欧盟法在实现一体化过程中具备的求"同"存"异"的协调、沟通之能,同时亦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活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荀子“道”论探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行为的终极合理性由"道"所确认。孔子和孟子从实践层面解释"道",早期道家则从本体层面分析"道",他们的思想在荀子处有一合流。通过对荀子"道"论的梳理和解析,可以证明荀子之"道"实包括自然之道、本体之道、实践之道三个层面。荀子是把孔子和孟子的实践之"道"根植于道家的本体之"道"之中了。     

论师生交往中“师爱”发生的价值秩序——以霍懋征、斯霞“师爱”实践探寻“师爱”发生机制

"师爱"是教育成功的前提,是优秀教师的核心价值品质;同时,"师爱"也是教育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理论界对"师爱"的认识比较模糊、研究缺乏深度,特别是对其发生机制的研究更少。著名的情感现象学家舍勒认为,在整个价值王国中,价值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级序"。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价值比另一个价值"更高"或"更低",那么,就形成了价值秩序。价值秩序是支配一个人行为的价值品质秩序。爱作为师生交往的核心价值,教师爱的行为同样受爱的价值秩序的支配。从国内"师爱"名师霍懋征和斯霞的"师爱"实践来看,"师爱"的发生机制具有层次性或秩序性,它依次呈现为人性之爱、教育之爱,以及学生种种具体的爱,如公正、尊重等。     

中医生命伦理思想刍议

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学科中专注于研究医疗、健康、生命问题的学科,以独特的生命科学体系,源于并不断丰富、滋养着自易学即已形成的中华民族生命伦理基本精神"生生之道"。并已此为源头活水,在健康问题、医疗实践和对生命本质、生命伦理的思考中,逐步延展出了以气一元论、阴阳法则解答生命起源、生命应然的"生生之理",以"尊生守仁"解说生命价值的"生生之德",以及遵循"天地之大德"而追求"生生之效"的天人合德生命境界,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生命伦理思想。辨析中医生命伦理思想之源,不仅能更好的理解中医生命伦理精神,以构建中医生命伦理学,并对探寻适于当今人类生存、发展之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情理法的正当性：以“情”为核心的阐释———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依据

对于情理法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既是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在,也是为时下司法实践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种具有知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客观要求。本文通过对情的谱系进行梳理,发现情理法中的＂情＂是从事实和规范构成的空间里展开其自身的意义的。法官探究案件的事实以及做出符合规范的裁断是情理法的正当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