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研究

第三人侵害债权时,债权人有权直接向第三人求偿,第三人的行为属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有四个,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形态可分为直接侵害和间接侵害两种。     

企业生命周期、债权人动态治理与代理成本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公司往往会表现出差异化的治理特征,因此债权人设计有针对性的动态治理机制对于实现区域金融稳定和公司治理均衡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利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系统划分,探讨了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中债权人短期及长期借款对代理成本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在生命周期内具有显著的波动特征;债权人短期借款对代理成本具有动态抑制作用,并且对衰退期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最强;而长期借款能够促进代理成本的提高,且促进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特征。     

可转换债券融资与公司治理结构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可转换债券在我国发展迅猛,但大多数上市公司只是将其作为除配股、增发之外的另外一种融资工具,实际上,可转换债券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本文主要探讨了可转换债券是如何解决股东与债权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的.     

企业负债的债权治理机制分析

负债的代理成本包括事后改变红利政策问题、债权侵蚀问题、资产替代问题、低投资问题等;从企业治理的角度也即从降低债权人所面临的代理成本的角度,可将债权治理机制概括为市场机制、合同机制和共同治理机制。文章试图从负债的代理成本出发,对债权的治理机制做出相关分析。     

论继承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继承法颁布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继承纠纷层出不穷,债权人利益受侵害的问题显现得尤为突出,而中国现行继承法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规定却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与不足。对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主要表现形式及对继承法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完善的方式进行了论述。     

内部控制质量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9-201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

我国上市公司各类代理成本普遍偏高,内部控制质量却普遍偏低,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明显有利于降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以及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内控制数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也成负相关关系,但是结果在0.05的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我国企业要想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就应该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负债融资、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决策研究

采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了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下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负债融资约束下的投资决策问题。数值计算显示，与无负债企业相比，杠杆企业具有过度投资倾向以加快实现负债融资所带来的利息税盾价值；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策略相比，在股东权益最大化目标下，股东具有较早执行投资期权的动机，影响投资期权价值和最优财务杠杆的选择，并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当存在负债融资约束时，投资临界点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民事财产关系的刑法保护

民事财产关系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严重侵害物权、知识产权的行为已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 ,但债权关系却还停留在仅为民事法律保护的阶段 ,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多角债等不合理现象 ,民事判决无法执行也挫伤了债权人寻求法律保护的积极性。本文从严重侵害债权关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犯罪构成、国外的立法例等方面 ,阐述了民事财产关系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浅析侵害债权制度的若干问题

债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内容之一 ,同样具有不可侵害性 ,但侵害债权仅指第三人实施的侵害行为 ,其构成要件有别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主观上必须具有侵害债权的故意。侵害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法律上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     

论商法视野下的环境侵权债权人保护

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行为在创造大量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正是这种两面性使立法者在运用传统民法价值理念对环境侵权债权人进行救济时陷入价值取向上的矛盾。鉴于企业经营行为造成的环境侵权行为所具有的商事属性,商法所具有的以"营利观"为核心的衡平价值理念,使商事责任制度和规则更加有利于受商事行为侵害的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具体体现在对绝对责任的例外适用,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肯定态度以及对连带责任的一般性适用等方面。     

无近亲属受害人之死亡赔偿请求权

无近亲属或近亲属不明的受害人被伤害致死,其生前所欠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的债权人,得向加害人行使具有物权性的追偿权;有权接受其遗产者得提出误工费、死亡补偿费赔偿;料理死者后事者享有丧葬费等费用请求权;与受害人间无法定权利义务的扶养人、被扶养人有权享有属于遗产部分的请求权.死亡赔偿是加害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国家接受死亡赔偿具有正当性,民政部门作为请求权人具有妥当性.立法建议民政部门接受赔偿后,代为支付上述费用后,所余归国家所有.     

市场化进程、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

该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双重代理成本的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和代理成本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因过度投资存在很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两类代理成本都会加剧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公司过度投资的同时,还能降低双重代理成本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     

交易费用与公司资本制度的意义

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的意义在于担保债权的清偿,从而为公司的对外交往提供信用基础。本文认为,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司资本的意义在于节约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交易费用。资本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越低,股东的违约意向就越强烈,因而双方之间的信息调查费用和合约监督费用也相应越高。而法律通过强制性地将公司资本维持在较高水平,可以达到有效控制和大量节约这些交易费用的目的。社会信用环境的不断改善,大幅降低了股东和债权人间的交易费用,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则使严格资本管制对经济活力所造成的隐性交易费用急剧增加。这种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最终推动了2005年我国公司法向更自由化的资本制度的转变。     

地区官员腐败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     

澳大利亚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研究

澳大利亚的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科学完备。其中破产前后的两种和解制度、债务人自愿破产制度、行政机关和注册受托人扮演破产重要角色制度以及破产免责制度等很有特色 ,充分体现出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又维护诚实债务人的利益 ,同时还威慑和惩罚恶意债务人的当代破产法之立法思想。这些经验对制定我国自然人破产法是有益的借鉴。     

控制权类型、银行债权优先结构与权益代理成本——基于金融危机背景的实证分析

基于金融危机背景,分别以2007年308家上市公司和2009年6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探讨银行债权优先结构对权益代理成本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控制权类型上市公司的债权优先结构对代理成本影响效果的异同.研究结果显示:(1)银行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权益代理成本;(2)质押、抵押债务融资比率与权益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尤其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3)保证债务融资比率与权益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保证债务的治理效果更好;(4)金融危机前期和后期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