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政视域中现代行政权的多元控制

行政权是现代行政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现代行政权的扩张和泛化呼唤强化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宪政的本质在于制衡国家公共权力,宪政以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为逻辑起点,超越传统单一控权模式的局限,建构以权力制衡、权利制约、法律规制、程序控制和社会监控等多维一体的控制行政权的综合体系.     

配置与行:论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关系

在宪政视野下,刑事司法权力基于相互制衡的原理。普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具体表现为通过令状实现审判权对侦控权的科学干预,防止侦控行为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侵害。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权和检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存在分歧,审判权对侦控权的制衡乏力,导致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以宪政原理为基点,科学配置我国刑事司法权力,建立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     

论共产党人的权力观

作者通过对权力的社会性、阶级性和个体性的分析，认为无产阶级权力观的基本内容由权力责任观、权力道德观、权力价值观和权力制衡观构成，并提出应当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一次共产党人权力观的教育     

“人人平等”探析

人人平等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社会财富、承担义务诸方面的平等。将机会平等、权利平等作为社会主义人人平等观的基本原则 ,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社会权力的培育及其司法规制

社会权力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制衡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社会权力在我国社会管理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培育与发展社会权力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要对社会权力进行必要的司法规制.     

人性中恶的因素对分权制衡原则的影响

分权制衡原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构成法治的要素。分权制衡原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表明正是出于对人性中的恶的因素即人性中权力欲望的深刻认识，导致了分权制衡原则的产生，从而使权力能够被引导、被控制。分权制衡原则是人类政治法律制度的一大成就，具有普适性。     

论西方法治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法治理论出于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一以贯之的深刻认识,为此他们设计出了“法律→分权→法治→人权”的法治政制模式。法治理论的实践是法治社会的建立,它贯彻了人权神圣、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和分权与制衡诸原则。西方法治最基本的成因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独特的理性文化传统和官僚体制化。     

关于制衡机制

制衡,原意是指一事物同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控制,后来逐渐转化为专指对权力的管理、监督和制约.自从古希腊的波里比阿第一次提出权力制衡问题以来,经过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进一步发展,权力制衡学说日臻系统和完备,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制衡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在国家职能尚未消失的社会里,制衡机制必须不断完备.只有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彼此制约,才能更好地发挥国家的效能和     

犯罪的规范属性分析

犯罪在实质上是对法益的侵害,在规范层面上是对法律关系的破坏。行为对法律关系的破坏主要体现为行为对权利或权力的侵犯。其中,针对个人利益的犯罪在规范上表现为行为对权利的侵害;针对国家利益的犯罪在规范上表现为行为对权力的侵害;针对社会利益的犯罪,基本上具有侵害国家权力的规范属性,不过,当行为形式上针对个人但根本上侵害社会利益的时候,也不能完全无视权利侵害的一面。     

中国宪政体制下审判监督的必然性及改革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监督职权主要是: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和直接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但对其中的审判监督,学者和实务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诸多的质疑,认为:审判监督没有理论依据;司法机关是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国家机关,检察机关不是司法机关,由其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影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审判监督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影响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在我国,"一府两院"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具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但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各有关国家机关都出现过扩大自身权力的行为或倾向。仅仅有体现对权力制衡的法律制度还是不够的,要保证这些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对它们进行有机的整合,用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使其有机配置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总体框架之中。我国的审判权只有在人大监督和检察监督之下运作,才符合宪法精神,才能体现人民主权和以权制权的权力制衡原则。检察机关被定位为司法机关,解决了检察机关的法律属性问题,否定了司法机关在中国只有法院一家,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有悖司法独立原则的观点。要把主权在民和以权制权相融合,避其所短,取其所长,即普通程序仍保留现行的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制度,并将抗诉案件的审判结构进行相应改造。     

权力制约与反腐败

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产物。当代中国正在探索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 ,目的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 ,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实现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 ,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王蒙和“文革”结束以来的文坛制衡格局

文坛形成制衡格局,进而生成高效有力的文学系统制衡机制,是中国文学正常生存、科学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文革”结束以来,王蒙用常人文学观和文学生态观有力制衡精英文学观和文学生态观,用低调作风有力制衡文坛精英的高调作风,在思想方法上用经验主义、相对主义、折中主义有力制衡文坛的激进主义、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用常人心态有力制衡文人的精英心态.这定格了他的人生轨迹,是多种因素融构、合力的结果.他在文坛创建制衡格局,进而生成高效有力的文学系统制衡机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     

私法理念的社会基础

私法理念是私法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以及人们对这一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它的基本内涵包括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私法理念推崇权利的至上性.市民社会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消解以及市民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为私法理念奠定了社会基础.     

两权博弈与国家义务论

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状态是宪政秩序运作之基本保证,通过法律规范和约束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是控制权力之基本途径,那么设计以国家保障人权为重心之法律规范并构建完善之国家义务体系,则定当能消解权利与权力博弈之困境,所以,国家义务具有制衡功能。     

论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向互利的回归——以“交易成本”为视域

公共权力的本质就是互利,国家权力则是对它不同程度的异化。在国家权力向公共权力的回归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具有显著的特性。随着个体所有权的确立以及不同自利力量之间的制衡,国家权力终将完成向体现互利的公共权力的回归。     

论孟德斯鸠与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

孟德斯鸠和列宁都主张对权力进行制衡 ,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但他们的权力制衡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主要是针对法国封建专制统治 ,从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主张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列宁是从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出发 ,特别是在他晚年针对苏俄政治体制中出现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他主张通过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党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孟德斯鸠和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之处 ,可以从权力制衡的目的、制约机制、权力制衡的主体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比较。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定位与缺失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构,其所享有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权力分配的结果.但是,对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存在缺失,尤其是检察院直接侦查起诉的案件,偏离了法律监督的位置,缺少被监督的法律环节,不符合分权与制衡原则.检察机关要享有对案件直接侦查的法律权力,就必须解决如何进行法律监督的问题.     

拓展与被监督:中国特色检察监督制度之修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我们在理性择取的基础上并加以民族化改造的成果。在我国权力架构中,为弥补一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下权力制衡因素的缺失,实质上是借法律监督之名,让检察机关担当权力制衡的角色。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强调自身司法机关的属性导致其实际权能限缩于诉讼领域,法律监督演化为诉讼监督,这与检察机关的应然角色不符。拓展检察机关具有权力监督内涵的权能是修构中国特色检察监督的首举之棋,应把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审判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而不是重点。为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相对协调平衡的状态,扩权之前必先找到适合我国权力结构模式和司法体制的监督检察模式。     

关于完善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鉴于我国社会主义权力的本质，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推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但是，我国现有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存在一些不足。必须加快完善我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即监督制约机制法制化和制度化，推进分权制衡，加强监督力度和监督机关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