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都悲歌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1934年7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作出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区,以吸引蒋介石的部分兵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     

略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四年红军主力北上之前三个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正酣之际,当时的中共中央曾派出一支红军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出发,向闽、浙、赣、皖国民党的重地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先后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南、浙赣边和皖赣边,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五千六百多公里,沿途且战且走进行了三十余次重要战斗,曾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国民党的统治     

新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对于这次远征行动,现在史学界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它在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反“围剿”和战略转移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具有伟大的历史地位。但是,在详细考察这段历史之后,我们认为,对     

红军长征的序幕

红七军团东进北上1934年7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处于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皖浙赣边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吸引一部分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军的"围剿"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然而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确定北上抗日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在现行的出版著述和报刊文章中有不同的几种说法,一说是“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二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经过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新论

一般认为,导致红军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但是,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会发现,导致红军长征这一史实发生的原因有四:一是中共党内连续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自身发展受到限制;二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存在发展构成威胁;三是寻找战略依托,寻求苏联援助;四是北上抗日救国.前两个原因是被动原因,后两个是主动原因.在长征的前期,即懋功会师之前,被动原因有重要的影响,红军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离开根据地,转战于高山大川之间.后期,主动原因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明确了长征的方向,扭转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红军两次到我家乡

我9岁时,红军曾经两次到过我的家乡。第一次,红军由樟树过赣江,北上到了我家乡旁边的经楼镇,在那里驻扎了两天。红军打土豪杀了有民愤的既是地主又是茂昌布庄的老板黄某,还在万寿宫的戏台上向贫苦农民发放了打土豪来的布匹、棉纱和铜板钱及价值10个铜板的小票。我奶奶带着我也领到了一匹土布和     

关于范长江与《中国的西北角》之余论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采访西北。范长江自己后来说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范长江"最早报道了红军长征"、范长江是"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记者"。事实上,范长江西北行时正处于思想立场的剧烈转型期,尚未最后定型,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自1934年7月起先后有5路红军长征,它们长征的起点不同、过程不同、到达陕北的时间不同,因此范长江西北行的目的不可能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范长江在西北行中基本没有接触到红军,他对红军的报道并不完全真实。1935年7月才赴西北采访的范长江也不可能是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现有史料证明,陈云才是正面报道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在塞上行中,见到了一批我党高层人士,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使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自此才彻底改变了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另一新闻巨子邹韬奋与范长江的思想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对范长江早期思想的研究中,要敢于正视和承认范长江西北采访前后存在着思想弱点,不应为尊者隐、为尊者讳,实事求是是研究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中共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与红军长征

中共处理福建事变的失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中共通过争取粤系、滇系和川系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促进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对华北、西北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巩固了长征胜利的成果,为中共立足陕北,继续领导全国革命奠定了基础.     

让长征女红军革命精神代代传

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的红军万里长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推行“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政策,疯狂“围剿”红军和屠杀根据地革命人民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实行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决策。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确定与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提出和确定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1933年“福建事变”时毛泽东提出建议,1934年5月中央初步讨论决定实施,并得到共产国际同意。至于转移方向,先是毛泽东提出向江浙皖赣转移,尔后提出向湖南中部转折,至9月初决定向湘鄂西转进。为此,中共中央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如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六军团西征,“调敌”“探路”;选择突围方向;加强对粤军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对红军进行整训与粮弹的补充;制定详细突围行军计划;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逐级下达战略转移指令;等等。这些准备工作,保证了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     

试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力图从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提出及实践和当时陕北根据地及红军的存在等方面来说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宗教政策

红军长征时期党把宗教问题作为长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待,及时纠正苏区时期过激的宗教政策,并制定和实践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宗教政策,保障了沿途地区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各界群众的基本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对红军长征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红军顺利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略论我国民主革命两次转变的历史经验

我国民主革命经历了两次大的扭转危机的历史转变:一次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从多次危机中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试论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与陈维民同志商榷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缅怀革命先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本文试对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党史界,并与陈维民同志商榷。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酝酿、产生、大约经历了三年时间,即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     

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

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后来跑到国民党那里当特务去了。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途中,叛徒张国焘跳出来,分裂党和红军,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张国焘的路线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由于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     

绝处逢生的往事

我是1934年3月在皖西北葛藤山反击战中受的伤,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艰苦的时期。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纠集重兵,继续对我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不打消耗战,     

试论长征中红军"南下"行动的积极作用及其原因

“南下”行动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次重大曲折。但是,“南下”行动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客观上支持和掩护了党中央单独北上;在战略上配合了党中央开创陕北革命大本营的艰苦斗争;接应了长征中艰苦转战的红二、六军团,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南下”红军还在经过的路途广播了革命火种,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的“工作队”的职能。这些积极作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产党作为“南下”红军的灵魂和核心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     

论中原大战后南方红军向北方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使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南方其他红军主力也不得不随之转移。似乎若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南方革命根据地便不可能丧失,红军主力也不可能转战陕北。事实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仅是南方红军转战陕北的主观原因之一,中原大战后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     

试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的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举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南方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革命遭到极大挫折后,进行了顽强的自卫求生的战斗,胜利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①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它“和二万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