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儒道互补:宗法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中国哲学的一个解释视角

中国哲学以一元、自因和时间性的特征而与欧美哲学的二元、他因和空间性哲学相区别.儒道两家都为中国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从"道与理"、"人与物"、"知与行"三个方面来论证.这种论证归结起来可以说明:儒家宗法主义和道家自然主义在政治、伦理表层的对立,同时也就说明了宗法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主义,所以,儒家和道家又互补性地建构了中国哲学的一元、自因和时间性特征.     

“超越性”还是“非超越性”——安乐哲儒学天道观论析

针对现代新儒家肯定儒家天道之"超越性"的观点,安乐哲主张儒学天道观以"非超越性"为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儒家"非超越性"的天道观肯定世界的多元性,认为天道是过程性的、开放的、和谐的"共同创造性"。这种主张揭示了儒学基本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拓展了儒学传统现代诠释的理论空间。     

从《周易·临卦》看儒家的政治观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包含着丰富的、极具儒家特色的政治思想.通过研究<周易·临卦>,本文既借助此阐述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事理逻辑,又在"保民"和"民本"两个具体维度上探寻临卦的深层政治意涵.     

老庄民本思想发微

在"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以及"天道自然"认识的基础上,老庄建立了以顺民自然之性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提出了轻徭薄赋、消弭战争、减省刑罚等尽量减少对民众生活干预,使民众能够自由生存、生活的主张.相对于儒家积极有为的民本思想而言,老庄的民本思想是一种倡导无为而民自化的民本思想.     

汉易卦气学的学术价值

汉易卦气学是一个以天人感应和五行生克、五行运数学说为理论支撑的占筮体系,但由于这种学说吸收了一些历法知识并以气说易,故丰富了易学关于天道自然认识的内容,启发了后世的气论哲学。卦气学大体上存续了先秦儒家以仁道为本的思想,只是先秦儒家是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机理本身来论证维护仁道的根据的,而卦气学则是借助神的权威来维护这种道,故在理论上流于荒诞,在实践上也有很大副作用。利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讲占筮,并不会使占筮变为科学,占筮家用主观设定的公式来认识世界,对于提高人们的思维水平没有什么帮助。     

儒、道比较视野中的《周易》隐逸思想及其影响

《周易》是中国隐逸传统的重要源头,它以象数的形式预测吉凶,为人生的进退提供行为指导,其《乾卦》《蛊卦》《遯卦》等的卦、爻辞,有着典型的隐逸思想;《易传》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周易》的隐逸思想。从儒、道比较的视野来看,《周易》的隐逸思想更多地具有儒家"时隐"特色与"家"内的眼光,与道家文明批判的立场上的"家"外眼光形成对比。将《周易》与儒家、道家的隐逸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揭示其隐逸思想的性质及其实际影响。     

《周易·噬嗑》卦的慎刑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周易.噬嗑》卦以刑狱为主题,表达了刑罚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价值,该卦认为刑罚在适用的过程中必须威明并用,秉承中正之道,刚柔相济。《噬嗑》所表达的慎刑思想对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今天的法制建设也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论先秦儒家道德理论的二重性

"治身"与"治世"是先秦儒家道德理论所包含的两个指向,分别针对的是"对己"和"对国"。先秦儒家主张以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伦理观念来约束个人行为,由每个人的道德提升推演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从而能够不依靠法律和暴力机构而实现社会大同。这种理论的初衷是好的,但其中所隐含的容易被他人利用的因子,最终导致了其道德理论的二重性。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利他主义新探

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现行伦理观,仍属于利他主义而渊源于儒墨。只不过,儒家是爱有差等的利他主义,主张爱亲多于爱民、先亲后民、"亲亲而仁民";墨家是儒家的否定,是爱无差等的利他主义,主张同等爱亲民;现行伦理观则又是墨家的否定、儒家的否定之否定而成为一种新的爱有差等的利他主义,它主张爱民多于爱亲、先民后亲、"全心全意为人民"。     

略论刑罚之“恶”

刑罚是国家创制和依法对犯罪分子实施的强制性制裁方法,这种方法从表现形式上看与犯罪行为无异,都表现为一种"恶行",不过这种"恶"是一种"必要的恶";刑罚还会带来一定的"恶果",即给犯罪分子及其家人、社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明白刑罚是一种"恶",有助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科学、公正、合理地创制和运行刑罚。     

陆贾与汉初的治国理念略论

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以儒家为主 ,内容包括仁义为本的德政观、与民休息的民本观、重教化轻刑罚的德刑观。他上承孔孟德治仁政思想 ,下启贾谊、董仲舒德法相辅、德治为主的主张 ,对汉初治国理念的确立及走向都有重要影响     

以象数扫落象数——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的变革

王弼《周易注》突破了汉儒阴阳五行宇宙观下"占验灾异"与"推象通辞"的"象数",主张"随义取象",注重卦时与爻变,以自身玄理下新的象数,代替了汉儒烦琐推衍的旧象数,纠正了汉易"义理出于象数"的颠倒思维。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突破的核心,不在一卦一象的解释,亦不在所谓不论"互体""卦变"等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整个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儒道两家理论起点的逻辑分析

本文通过对“君臣父子”的逻辑语言学分析,确立儒家宗法主义的逻辑起点:“子”之角色。①首先回答逻辑分析如何可能的问题,然后证明儒家宗法主义的逻辑起点。由于“子”这种角色是天命性的角色,因此带有道家自然主义的不可排拒性;儒家的把人当“子”看和道家的“把人当人看”从而构成儒、道两家的理论起点分野。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从“天”和“上帝”的内涵比较,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自古至今,很多学者主张"儒家学说"就是"儒教"(本文不讨论该主张是否正确,只把"儒教"视为"儒家学说"的同义词).由孔子开创的懦教,数千年来一直是汉文化圈宗教"哲学"思想的主流.     

儒、道哲学生态观之比较

儒、道对哲学生态问题有诸多相通之处,然其相异点也是明显的。从哲学生态本体观上说,儒家之根本点是"生","生"体现了儒家对生命本源性的理解;而道家则突出道的实在性、本原性和万物生成过程的自然性。从生态价值观上说,二者都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的价值,然其相异之处在于:儒家主张"人为天下贵",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强调"和谐",认为"万物并育"而"皆得其宜";主张"仁民爱物",强调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而道家则在自然为本的基础上看待自然的绝对价值,主张"与道合一"、"人与天一",强调"道法自然"。     

杜威的演化论式的知识论图景——一种理性的重构和辩护

杜威哲学(尤其是其论文《对野蛮人心灵的解释》)启发了一种对演化论式知识论的重构和辩护。从总体上说,这种知识论理论依然是"可靠主义"的一个变种,因为它依然试图通过认知机制自身的可靠性来为由这些机制所产生的信念提供认识担保。但它至少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传统可靠主义分道扬镳:第一,通过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继承,这种新可靠主义不再把"真信念比例"视为界定认知机制可靠性的基本话语框架,而主张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用"有用性"来替换"真";第二,通过对于演化论思想的更直接的依赖,这种新可靠主义排除了用其他非科学方式来解释人类认知机制之可靠性的可能,并通过这种排除更加紧密地将知识论研究和科学研究联系到了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被"杜威化"的人类信念辩护方案,才是一种真正彻底的自然主义方案。与之相比较,传统的可靠主义理论却完全有可能和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甚至神学的)立场相互结合(如在普兰丁格的知识论那里)。     

管仲法律思想述评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的法律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都具有深远影响。他在齐国主持政治、经济方面改革的同时 ,非常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 ,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他致力于发展经济 ,主张“案田而税” ,并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的口号。为了加强统治 ,他提倡“四民分居定业”。他反对专任刑罚 ,主张省刑慎罚。这些思想主张与后来的儒家和法家都不尽一致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