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官督商办”之异同

官督商办是清代华资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 ,系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由李鸿章倡导和推广 ,及至清末“新政”期间 ,又有张之洞极力推行。尽管同是“官督商办” ,李、张二人对之理解和操作却有明显差异。以往论者多有不分李、张而一并评价的倾向 ;也有一些学者虽意识到二人在“官督商办”方面的差别 ,但不曾有人展开过深入讨论。“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不致误用清末张之洞的“官督商办”来评价晚清洋务运动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 ,很有必要就两者在“官督商办”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一、股本构成之异同李鸿章…     

近代“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剖析

以往提到“官督商办”,皆以官府控制一言以蔽之。其实并不尽然,其间存在一个权利的转移过程。本文剖析“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目的也就在于揭示“官督商办”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过程。     

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     

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其运作制度

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其运作制度杨天宏清季中国政府为寻求自主自立，从１８９８年起，主动对外开放了三十几处通商口岸，这些口岸被称作“自开商埠”，构成了区别于“条约口岸”的一种新的商埠类型。学术界过去多致力于研究“条约口岸”，于“自开商埠”则不甚措意。...     

清末改革中香洲“免税区”的创办

近来翻检《清实录》，发现清末十年改革中，曾在经济改革方面推行过一些颇有创新意义的政策和措施。香洲“免税区”的创办，即是一例。香洲“免税区”是在清末改革的社会氛围中，为抵制葡萄牙殖民者扩张澳门界址的行径而产生的。本世纪初的数年间，中葡双方围绕葡萄牙人欲...     

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

官督商办等企业经营方式,并非洋务派的首创,而是其对清廷原有手工矿厂经营方式驾轻就熟的沿袭.这一企业经营形式的出现,反映出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逻辑必然.李鸿章提出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并非完全是向官督商办企业争权,而是在适度放权,同时也是其对清廷内部顽固势力指责的一种回应.李鸿章提出的"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并非只要官督,不管企业盈亏,而是强调清政府不对其经营成功与否、盈亏与否承担连带的经济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等洋务派的主张,也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张.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一度受到欢迎,有其进步的意义.当然,清政府对于官督商办企业的盘剥与压抑也是相当严重的.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在民族资本发展中的作用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是洋务运动从“自强”转而“求富”后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形式。历年来,不少同志在论述“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历史作用时,把它与民族资本的发展对立起来,说它是早期的官僚资本,起了严重阻碍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作用。本文现就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试析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

有唐一代,官员经商之风日益炽烈,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但都无济于事.本文对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认为主要原因有: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唐政府经商对官员的诱导、唐代官员的俸禄偏低、商品经济观念对官员的冲击以及官场和吏治的腐败等.     

杰克逊总统与美国联邦政府腐败之缘起

美国从早期“绅士政府”向中期杰克逊“大众政府”过渡时期,其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其负面意义.杰克逊“大众政府”下的政党政治兴起和“政党分赃制”的盛行与19世纪中后期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场乱象和官场腐败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挖掘19世纪中后期美国联邦政府官场乱象和政治腐败产生的根源,可以深化对美国政党制度和政府体制的理解和认识.     

约翰逊政府在“春节攻势”中战争政策的得失分析

“春节攻势”是美国越战政策的转折点,美国不败而败,北越不胜反胜,战场形势与战争胜负大相径庭.约翰逊政府战争政策的失败有多方原因,包括“有限战争理论”缺乏完整体系,充满矛盾与冲突;政府制度环境恶劣,各种因素制约了政府的战争决策,如议会与政府争斗、政府内部倾轧、政府与军方缺乏互信;新闻媒体失控、反战运动迭起,也加剧了政府决策混乱.但约翰逊政府的战争政策为此后的美国外交与战争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借鉴.     

清末民初自开商埠探析

清末民初自开商埠探析徐柳凡近代中国在被迫“开放”、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出现了两类性质不同的商埠：一类是约开商埠，它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炮舰威逼或外交讹诈下，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另一类是自开商埠，它是中国政府自主开放并自行管理的商埠。对前一类...     

民国三年: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转折点

民国三年(1914)提出的以发展地区经济为目的在归化城开辟商埠区的策略虽因社会动荡未能实现最初的构想,但绘制的“归化城开辟商埠图”中对呼和浩特城市道路体系的规划却为后期城市形态的演变勾勒出了清晰轮廓.呼和浩特城市形态在这一轮廓的限定下,依据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向着适合自身规律的方向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民国三年是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转折点.     

“大而不存”是否“大而不倒”的有效解决办法?

“大而不倒”的理念从1984年美国政府救助大陆银行开始正式确立到2007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两难选择.在救与不救之间,政府扮演着被绑架的“倒逼”角色,不仅丧失了公信力,也滋生了巨额的财政负担和后续的金融恶果.因此有效解决“大而不倒”,势在必行.如何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风险防范和监管,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金融改革目标.在改革过程中,“大而不存”成为一种学术主流.本文从回顾“大而不倒”的发展历史开始,分析了其弊端以及“大而不存”的争议,指出真正有效解决“大而不倒”问题,应从金融机构本身着手,加强其对抗风险的能力并采取有效的金融监管措施.     

不确定性与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制度创新

不确定性既是企业组织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企业进行自身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近代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与家族公司在产权安排与政府、权威、企业家的关系及相互推动作用的异同表明,家族公司作为替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制度模式之一,相对于官督商办公司制度是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有力地克服了后者的不确定性缺陷,从而使近代中国的企业组织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趋势.     

清末商会的成立与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

清末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史学界过去研究甚少的一个课题。现在,这一问题已逐渐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本文拟侧重从商会成立与影响的角度,作一初步探讨。 (一) 商会成立前,传统的官商关系已显露出有可能改变的端倪。一方面,工商业者虽对“官督商办”深恶痛绝,但仍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发展工商实业的重要作用,试图以振兴实业挽救“库储一空如洗”的危机。     

晚清自开商埠的分布特点及作用

晚清时期 ,清廷主动在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地区开辟 12个口岸 ,即“自开商埠”。它们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在沿海的自开商埠均为小城镇 ;二、在内陆的自开商埠多在沿海沿边诸省的内地城市 ,且多为政治、经济中心 ;三、在沿江地区的自开商埠极少。与“约开商埠”相比 ,自开商埠带有很强的自主性 ,在一定的意义上抵制了列强侵略 ,发展了地方经济 ,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     

人民政府的良心与法治政府的道德——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道德之维

多种理论和逻辑在支撑着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人民”政府应该是有“良心”的政府,“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道德”的政府。“人民”政府的“良心”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是“有耻有格”的政府、“服务”的政府、“公益”而没有“私利”的政府、“讲理”的政府、“光明”的政府、“有责”的政府和“感恩”的政府。“法治”政府的“道德”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是遵守法律的政府、尊重权利的政府、维护人的尊严的政府、正视人性的政府、理性民主的政府、谦抑克己的政府和宽容忍让的政府。中国社会有必要从建设和培育党政官员的私人道德与良心、公共道德与良心、职业道德与良心,以及强化和培育党政官员的常人关怀与平民情感等方面来建设和培育“人民”政府的“良心”和“法治”政府的“道德”。     

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社会福利的新路径

社会治理作为现代社会探索解决处于复杂、多元关系中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思维范式或理论框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研究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对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监管缺失而出现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甚至由于社会组织缺乏而造成的“社会失灵”所带来的社会福利问题,并对社会福利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治理,有重要现实意义.     

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探论

晚清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是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于其产权界定十分模糊 ,扭曲了由产权确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造成的负效应有三 :一是投资者的收益权受到侵害 ,出现产权不完全 ,对经济主体产生负激励 ,投资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 ,缺乏安全感 ,不能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影响长期投资的可能性 ;二是经营管理上存在明显的外部特征 ,出现“搭便车”现象 ,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 ,企业效率低下 ;三是由于官、商之间的矛盾 ,挫伤了民族资本的积极性 ,近代化进程受挫 ,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制度障碍。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从产品、要素转向制度环境

地方政府间竞争是当代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本文从时代背景、推动力、国家与区域竞争力评估等角度阐述了地方政府竞争关系产生的必然性 ,总结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容、形式与特征 ;系统分析制约地方政府竞争优势的“瓶颈”因素 :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有效信息的获得、受“经济人”利益驱使、缺乏创新型“公共企业家”、缺乏“蒂伯特模型”开放环境 ;指出要提升地方政府竞争优势 ,必须“软竞争力”和“硬竞争力”两手抓 ,从产品、要素转向制度环境 ,在利益协调与合作、信息服务、治理改革等三方面实施变革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