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宋代初期的士人议边与士风

宋初士人议边过程中体现的边疆观念主要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但在服事观、华夷观等层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最终导致北宋以后“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士风层面，士大夫议边在整体上反映出当时士风的颓废、低迷态势，但议边活动本身也助长了士大夫改革时弊、参政议政的热情，从而使议边成为砥砺士风的重要推手，而这种推动则足可视为真、仁之际士风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

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时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论方孝孺之死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笔者通过论述方孝孺学行修养和他在明初士人的影响,来分析“读书种子”的内涵。通过对“读书种子”在明代士风中的意义的分析,笔者认为,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孺的屠戮,恰恰是对明代士风最大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士风崇尚清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明末复社兴起因素考论

复社的形成缘于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与当时士人复杂多变的心态,经世思潮的兴起;面对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士人阶层的反应;文人结社的传统及八股取士对结社的需求.     

试论柳开的古文、古道与宋初士风

柳开是北宋最早倡导"古文"与"古道"之人,其"文道观"的真正内涵是"以经为文"和"以道观文",这在五代末和宋初具有特殊意义.同时,柳开也是最早关注士人名节操守之人,他以毕生精力去净化士人人格,提升士人精神境界,对塑造宋代士人形象,砥砺士风,促进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中唐宦官专权及对文学的影响

中唐宦官专权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面对时局,文人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或参与政治改革,或发起文体革新运动,弘扬孔孟儒学,维护王政一统,借以振兴士风,挽救时弊.也有部分文人背道而驰,以致在诗文创作中逢迎谄谀宦官.中唐宦官专权使得文人的创作心理、文学发展潮流及文学作品的体制和形态都发生变化.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论魏晋之风力

文章围绕钟嵘的“风力”批评概念,就建安、左思以及陶渊明诗歌的美学特征加以清理、分析,认为风力主要表现的是魏晋士人的英雄气与名士风,风力的流变反映出魏晋士风与诗风演进的大势。     

"经国之大美"与"经国之大业"辨析

本文是对曹丕、杨修说过的两句话的辨析,从它们的同中之异,见出曹丕、杨修、曹植三人在看待事功、辞赋、文章上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汉魏建安之际士人学养变化、士风转移的一种倾向.     

制度视野中唐高宗时期诗歌发展之路向

与贞观朝相比,唐高宗时期选举制度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如科举考试重文辞、轻德行等.这些变化与士族体系的解构和庶族士人群体的崛起相表里,大大激发了士子特别是广大下层士子的进取欲望和功名心,从而对一代"浮躁浅露"士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士风在政治境遇不同的文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概言之,在上层文人身上主要表现为重文轻德、以文自矜,在下层文人身上主要表现为露才扬己、愤激不平、自媒躁进.士风必然要影响到诗风,并对其时上层文人多重艺术形式的雕琢、下层文人多重言志抒情的诗歌路向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论晚明士大夫的润笔风气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与士人＂治生＂观念的变化,导致士人对经典化生活模式的最终背离并走上世俗化的生存道路。士人润笔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反映了士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萌动,是一种合理行为。尽管其中也有消极影响,但对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论张家玉及明末士人的伦理困境与文化选择

明末时代变迁,士风变化。士人的忠孝观念、死亡心态在保持传统品质的同时,也增添了新的内涵。张家玉,身历三朝,兼具文士与官吏的双重身份,人生曲折,感情丰富,是典型的明末士人。通过他的诗文传记,以及相交士人的记载,可以窥探他在明亡之际的伦理困境与生死选择,并由此对这一时期士人普遍的忠孝困顿与殉死心态进行文化考察。     

在朝在野两种玄学交互作用下的晋代士风

两晋士大夫崇尚玄学,行为放达,任官不尽职守,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士风。这种士风的形成历经了西晋初年、晋武帝执政后期与元康时期三个阶段。激荡这股士风的,是在朝与在野的两种玄学,两者虽在理论上有诸多不同,却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着士风。士风由上至下推行的权力基础是名士掌握的社会舆论,由此影响国家选举。而玄风熏染下的社会并未实现名教大治,主要原因是玄学美化了社会的原生态,民风又受到社会上层放纵风气的影响。士风的流弊与士族对权力的独占造成许多士人的保守倾向,自立于时风之外。但是他们仍在基层社会主持着名教清议,以“乡曲之誉”约束着士人。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台阁体作为明代官方文学的代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轻视。但台阁体的形成,却与明代仁、宣时的士风有密切联系,由此入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当时士人的人格、性情与心态。     

弘、正士人与道教——以诗人郑善夫为例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文人士大夫普遍有着学仙慕道的心理情结。弘、正士人对道教道家文化的崇信与舍弃,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本文以"前七子"集团的著名诗人郑善夫为重点考察对象,借以描绘出明中叶士风文风演变的轨迹。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从东汉末士风裂变看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东汉末士林风气的裂变主要表现在隐逸不仕之风渐盛、忠君观念渐衰、士人独立意识觉醒、世务交游和百家兼修。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既有东汉末士林风气之共性,又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折射着汉、魏之际士风的承上启下。     

略论北宋初期的士人风貌

受五代颓废士风影响 ,北宋初期士人风貌承绪了五代之遗风 ,一时难以改变。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 )因循持重 ,逊言逊行 ;(二 )逸豫享乐的思想意识 ;(三 )隐逸之风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