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关注女性生命健康和受教育权

“人口、自然、环境”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关键。只有树立“以人为本”、人命比天大的价值观，才能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使社会其他矛盾得到解决。目前，人口生产本身——男女性别比失去平衡，女性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并呈蔓延趋势。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00：108；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00：111；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00：117。     

安徽省女性人口变动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汇总数据

以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为主要依据,从人口学视角对安徽省女性人口的人口因素变化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梳理,包括女性人口的规模、分布、年龄结构、出生、死亡和迁移,从而客观认识安徽省女性人口现状、问题、原因和发展趋势。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特征与态势

自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出生性别比偏高以来,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表现出失衡的地域和人群范围逐步扩大;乡村高于城镇;随孩次递增而上升等显著特点.”六普”数据更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出生性别比的新特征和新态势:出生性别比升高势头有所减缓;镇的出生性别比开始高于乡村;一孩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出生性别比偏高地区蔓延到全国各地.这说明,我国出生性别比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宁夏人口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宁夏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0年来宁夏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居不下、城镇人口逐步超越乡村人口等,这无疑对传统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产生剧烈冲击。如何应对人口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冲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0％数据及有关数据,对我国不同人口变量、社会经济以及民族特征妇女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做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有随母亲年龄的增长而略微下降的趋势。一孩率的上升、生育年龄的变动和“开放女儿户”并不是使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的影响因素。由于妇女申报的出生婴儿中女婴漏报多于男婴的现象在城乡和不同民族中普遍存在,从而使得根据妇女报告的分孩次、生育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民族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总体水平偏高。加上统计的女婴漏报的影响,二者可以解释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的大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科技人员以及镇妇女申报的相对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则表明,选择性生育已成为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不可忽视的第二位因素。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与偏好男性传统文化影响下的选择性申报和利用科学技术进行选择性生育有关。而目前我国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至今仍保持正常,表明了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以及提高城市化水平对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重大影响。     

中国人口布局的现实特征与未来展望:来自“六普”数据的分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已经陆续公布.从公布数据看,本次人口普查反映出中国人口正呈现若干重要变化:一是人口增长率继续快速下降,且趋于零增长,印度人口将于2030年左右超过中国.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步入快速老龄化期,但目前出生性别比仍居高不下.三是人口文化素质在迅速提高,文盲率已明显下降.四是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接近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人口流入的热点地区主要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从“六普”数据质量看,由于本次普查改变了登记对象,漏登率出现大幅度的下降,数据质量较高.     

中国青年人口的基本特征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刻画了当前中国青年人口的基本特征:1)青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相对占比迅速降低,这会加重其未来的养老压力;2)由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年龄性别比的失衡状况仍然严重,青年适婚人口会面临婚姻挤压——主要是对男性的婚姻挤压;3)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推行与高等教育的扩招,使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了长足提升,这使教育不平等更多地表现为对优质教育资源分享机会的不平等;4)中国青年人口的初婚年龄大大推迟,青年人口的结婚率也随之下降。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综述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 ,是近 2 0年国内外人口问题研究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人口性别比的概念及其值域、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状况、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原因、出生性别比异常带来的难题、平衡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对策等方面 ,综述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影响兰州地区劳动就业的人口因素简析

在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产生,既是经济未得到应有发展的结果,也与人口因素的变化主要是劳动力过快增长及其内部构成不尽合理密切相关.本文依据第三、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及其它有关统计数据,对影响兰州地区劳动就业的人口因素作以下简要分析.一、人口增长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决定着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人口出生和成长为劳动力有相隔16年的时间差,但如果总人口增长始终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那么劳动适龄人口也随之较快地增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兰州市的人口为357393人,到     

青海省人口发展预测

<正>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是制定人口发展规划,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条件。众所周知,影响未来人口变动的基本因素是人口的自然变动和迁移,其中人口的自然变动又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这个基本原理,我们以青海省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以青海省未来人口作。略的预测。 1、出生人口预测。未来出生人口的数量和水平决定着未来总人口变动的基本趋势,而出生人口的数量和水平主要取决于现有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数量和生育水平。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青海总人口中女性人口为2146769人,其中14岁及以下将于未来陆续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672062人,占31.3％;15—49育龄妇女1103337人,占51.4％;50岁及以上已退出育龄的妇女371397人,占17.3％。据此,可以测算出未来若干年份育龄妇女的人数。根据未来育龄妇女的人数和生育水平,我们对未来出生人口设计了高、中、中低、低四个方案,如下表: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及其思考

本文就中国人口领域的一个主要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与探讨,涉及人口性别比的主要统计特征,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严重性等,认为出生性别比不是一时一地现象,有普遍性和全局性,已发展到具有巨大社会影响、事关人口全局的大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成员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了20余年,其直接后果将会引发或加剧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护女性合法权益,提高女性社会地位。鉴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农村的严重程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保护的立法以及相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探析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人口比例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不仅在时间上,而且是区域上也表现得很明显。本文将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一现象进行描述,阐述这一问题的原因,并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这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议有效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技术要点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已成为危及人口安全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提出有效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几点建议.     

总结第三次人口普查经验 探索江苏人口的发展趋势——我省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在南京胜利召开

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省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人口学会在南京联合召开了江苏省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教学、科研人员,省人口学会理事,部分市县人口普查、计划生育、统计等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共九十六人。会议收到了论文六十多篇。这些论文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千分之一的生育率抽样调查等资料为依据,对我省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组织实施、     

中国出生性别比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并具有明显时空差异。出生性别比先增后降,具有阶段性差异,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中、西部差异与城乡差异。为验证人口生育政策、城镇化、经济增长、城乡差距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包括总和生育率、城镇化率、人均GDP、城乡收入水平比等变量的出生性别比多元回归模型,并利用1985—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提高总和生育率能降低出生性别比,城镇化率与出生性别比成倒U型关系,人均GDP与出生性别比关系不确定,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促使出生性别比失衡。据此可知,单纯发展经济不能使出生性别比趋衡,只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使出生性别比再次趋衡。     

中国社会发展促人口性别结构变动——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性别比资料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实现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在不断变动。新中国总人口从1953年人口普查的58132.9448万人，人口性别比107.57到2020年的总人口140977.8724万人，人口性别比为104.8,总人口性别比降低了2.77个百分点。而反映人口性别比受社会发展影响显著的是百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的变动。百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1953年的88.63、1964年的77.15、1982年的41.79、1990年的30.34、2000年的32.55、2010年的32.69、2020年的41.95。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里，百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降低幅度最大达65.8%。自1990年至2020年百岁人口性别比变化不大并且稳步缓升。所以人口的性别结构是自然属性基础上的社会影响的结果，受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环境所影响而表现出摇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女性人口受益更大，在新中国成立40年内就已实现使女性人口受益最大的高水平，百岁人口性...     

中国人口寿命延长与社会发展

一、中国百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历史演变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中国总人口有56745万,百岁老人有3384人,约占总人口的百万分之六;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为69458万,百岁老人有4900人,约占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七;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为100391万,百岁老人有3815人,约占总人口的百万分之四;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为111171万,百岁老人有6681人,约占总人口的百万分之六;1995年人口小普查时,总人口为123670万,百岁老人有11100人,约占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九;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为124261万,百岁及以上人口有17877人,…     

关于桂林市人口老龄化的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动态发展过程。同全国一样,桂林市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老年人口比重就出现了明显持续上升的现象,进入了广义的人口老龄化过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桂林市(含当时的地市,下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为5.08％,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昔查,提高到5.64％,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进一步上升到8.28％,进入人口年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