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地域中西王母的历史流变

中国神话大多记录在历史文献中,远古时期今青海境内羌戎部族首领西王母本体的真实存在由此得以实证,古代羌戎人生活的昆仑山即为今青海境内祁连山,西王母在青海地域的演化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由氏族社会到国家形成递进中的历史形貌。西王母在道教出现后将其升格为掌握生命生死祸福大权的神,至此已经完满地实现了由人到神、从尘世间部族首领到天界神仙真人的华丽转身。     

西王母的神格定位:西戎部落的始母神

从古代文献《山海经》等记载看,神话西王母具有多重神格。古今学者也做了各种考证。剥去多种说法的扑朔迷离,西王母的神格应该定位于大母神,也可为女性的祖母神和祖先神。西王母的神话符号与昆仑山结为一体,属于女性符号的表征。学术界有西王母为月神之说,实际上,月亮的圆形和不断圆缺周而复始的表象与原始神话中崇拜的祖先神是同位的。西王母神话的产生与历史上商周时期活跃的部族西戎有密切的关系。戎族崇拜的女性祖先就是西王母。按其祖先原始宗教产生的崇拜偶像尊为化生天地的西方至高神。     

伏羲与西王母形象考释

伏羲和西王母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尊崇的两位神话中的先祖圣贤。在中国上古时代,存在着以伏羲与西王母为代表的人兽混合形象,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形成人型。伏羲与西王母的神话在汉文历史典籍记载以前,在民间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到典籍的记载实质上是民间流传资料的整合。早期关于伏羲与西王母形象的记述,是上古时期图腾崇拜的体现。西王母形象所体现的游牧文化与伏羲形象所呈现的农耕文化在不断接触与变迁中,逐渐互化与整合,形成华夏族的一部分。伏羲与西王母形象的演变,既与族群融合有密切关系,又是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必然结果。从民俗文化视阈来看,民间信仰与崇拜的存在,对伏羲与西王母形象的承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神”的历史足迹:宗喀巴神化传说的神话原型考

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因其在宗教上的卓越贡献而被称为"第二佛陀"。虽然宗喀巴从青年时期到圆寂,都是在西藏修行、完成宗教改革和著书立说,但在他出生地的丝路南线河湟段,流传许多对他神格化的民间传说。从神话的历史演进来看,上古时期是神话类型的发明期,历史时期是以上古神话为原型,对虚构人物或者历史人物进行神化的传播与传承期。考证宗喀巴神化传说中"神"走过的历史足迹,初民的原逻辑思维已经远去,多民族用上古神话原型不断介入地方历史,显现自己河湟段主人的身份。     

晋唐时期西王母形象的世俗化趋势

晋唐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这是从先秦以来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果。主要表现于西王母的形象一改先秦两汉时期的怪异象形,开始具有更多的人情化因素,甚至于有了自己的感情寄托。这一变化趋势既与晋唐时期女性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也与晋唐时期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极为一致,是古代农耕传统在价值观念上的折射。     

道教西王母信仰与昆仑山文化

中国古代神话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是古代神话叙事中令人向望的神仙境界。论文对西王母崇拜在中国社会的影响、道教神仙系谱中女神西王母形象的建构、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的内涵进行详细考察,认为西王母神话是昆仑山文化的要素之一,更与中国道教的神仙信仰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西王母神话与昆仑山神仙境界说,在道教神仙信仰的建构中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道教女神西王母与昆仑山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关联。     

商祖帝俊与帝喾、帝舜关系辨证

《山海经》中的帝俊在商人的原初神话中,是日月之父,也是殷商人神话传说中的始祖神和至上神。帝俊和后世文献屡见中的帝喾和帝舜并非一神,也不宜理解为一神之三名,三者不能混为一谈。帝俊在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下发展出不同的身份职能。后人对帝俊、帝喾和帝舜的混淆是口传神话下的必然现象。帝喾为周人所自出之帝,而帝舜也当视为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对帝俊身份的模拟和人格化复制,是帝俊作为神话人物的分化和角色移位的结果。     

从瑶姬到巫山神女

瑶姬是西王母女神系列中的重要成员。在峡江地区,巫山神女传说的生成和流变是瑶姬神话人性化和在地化的体现,是人们追求美好事物和人间真情的结晶。巫山地境、山鬼形象、女神传统、巫觋文化以及文人的解释成为瑶姬神话峡江化为巫山神女传说的地域因素、文化动因和社会力量。     

西王母形象演变与阴阳五行学说之关联

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位重要神祗,从先秦到汉魏其形象几经演变。阴阳五行学说在早期西王母形象构成及嬗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道教产生之后,西王母被纳入道教神系成为道教女仙首领。此后,西王母形象嬗变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阴阳五行学说。西王母形象演变与阴阳学说之关联呈现出从密切相关到逐步疏离的总体态势。     

人格结构理论视野中的西王母形象变迁分析

西王母神话是我国神话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西王母形象变化的总结,尝试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西王母形象之变迁,认为西王母的不同形象是整个人类的人格处于不同阶段的产物:半人半兽形象为人类人格处于本我阶段的产物,雍容华贵的女仙形象为人类人格处于自我阶段的产物,而不近人情的女神与民间的佑护神形象则是人类人格处于超我阶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对西王母形象变化规律进行简单总结,并对人格结构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     

明清宗教宝卷中的西王母形象与信仰

明清"宝卷流民间宗教"的兴起与传播,汲取传统文化资源中的西王母形象与信仰,创造了作为至上神的西王母和影响更大的无生老母。与以往神话、仙化、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西王母不同的是,民间教派宝卷与信仰中的西王母神格和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西王母的这种新的形象与信仰也随着民间宗教及其信仰载体宝卷的流传,扩布到台湾和东南亚地区。     

西王母神话的现代表达——读罗兰·巴特的《神话学》

同其他上古神话一样,西王母神话一直被封存在古代典籍之中。复活西王母神话,一方面需借助现代传媒,使西王母神话转化为其他体裁样式的神话叙事;另一方面,可以以西王母神话为标签,制造出符合现代人心理需求的文化产品,使西王母神话进入市场。西王母神话的思想内核与当代人们基本的生活追求相契合,仍具有流传的肥沃土壤,这对发掘和弘扬西王母神话这一文化遗留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神祗时代和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

从神话传说看，希腊社会经历了神祗和英雄两个时代。神祗时代大体相当于克里特文明时代，其神话反映的是母系时代的社会历史；英雄时代大体相当于迈锡尼文明时代，其神话传说反映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的历史。神话传说中神祗时代与英雄时代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反映的社会不同。     

神话与魏晋诗歌

神话在魏晋诗歌中广泛地存在,构成魏晋诗歌的重要内容。神话对于魏晋诗歌,在内容、形象、语言、深层涵义以及诗人的个性表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魏晋诗歌也对神话的发展发生作用,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魏晋诗歌广泛地运用神话,这与神话自身的丰富意蕴、神话的自然发展、魏晋时期搜奇记异的社会风气以及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都有关系。     

神圣的国王——周穆天子之“神巫化”的历史文化意义

周穆天子作为神话历史的典范人物在后世成为一个传奇。从《穆天子传》中他的形象和行为来看,穆天子确实具有近神似巫的特性。一方面,其以灵鼓为佩、八骏为骑的形象不仅是古老的法术思维的产物,也是其作为王者神圣权力象征的必要符号。并将无滞无碍的绝对自由作为人的心灵达到极乐境界的普遍渴望投射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神话意象,成为华夏民族一种集体性精神愿望的隐喻的表述。另一方面,穆天子饮血青白和留骨黑水的行为,以神话中国特有的颜色对应编码,表明人们怎样以一种变化的精神来诠释对于生命与死亡的理解,体现了原始宗教信仰的内涵。其中既可以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消息相通之处,更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五行之神的历史原型及其形象演变

五行之神的历史原型,生成于先民对太阳在一日之内运行轨迹及相关景象的观察和体验,其中也有想象所起的作用.五行之神的名称,最初是对太阳运行状态的描述,带有暗示性和象征性.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五行之神,是由其原型演变而来,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与其原型的关联.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五行之神,在形象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西王母的三面孔

西王母有三副面孔: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神话传说中的神仙。作为人的西王母应是西周初期活动在环青海湖地区的羌人母(幕、膜、穆)部落首领,不一定是女性。《山海经》对西王母形象的描绘是傩文化现象的记录,同仁县的"於菟"舞极可能是《山海经》所记西王母形象略有变异的再现。     

相人信仰与汉代历史散文

相人信仰在两汉时期风靡于朝野,并对本时期历史散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相人信仰的流行造成了汉代历史散文的一种特殊的写人方式,即通过相术判语间接描写人物的外貌;又使其中一般的人物形貌描写体现出或隐或显的相术寓意,也就是说,汉代历史散文往往借助对人物外貌的祥正、凶邪或奇异之处的刻画来暗示人物的品性或命运。     

试论六朝家庭伦理观念的演变

试论六朝家庭伦理观念的演变刘振华六朝时期，一方面是南北分裂时间较长，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另一方面是社会动荡不安，思想相对解放。就婚姻家庭及其伦理观念而言，也经历了一个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六朝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     

关于神话的功利价值取向

我国古代对神话存在一种功利价值取向：在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在实际行为和典章制度中，往往把神话与人事结合起来，把神话所体现的超现实力量用于现实的目的，即利用神的神奇威力和本领去满足人的主观要求和需要，从而形成了将神话实用化的倾向。与神话的历史化相比，神话的实用化是我国神话发展的另一种重要倾向。它对神话的破坏作用比历史化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