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小资”和“小资情调”

“小资”和“小资情调”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格调,是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现象。“小资”与“小资情调”是洋文化与中国小资产阶级融合后的产物,主要分布于现代化都市的白领和知识分子阶层,以追求个性化的精神自由、超凡脱俗的品味和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为主要表征;同时也表现为对洋文化的喜爱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厌恶,善于营构都市化的浪漫情调等特点。考察“小资情调”的审美文化意义,既要看到其正面价值,也需要清醒认识其负面效应。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

在"十七年"文学中,情爱叙事并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被压制。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作家们对情爱的表达时常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对被看成禁忌的恋人间的身体接触的描写更是如此。"情爱身体"间接呈现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通过一些意外的情境将恋人间的身体接触合法化、借助身体语言、设置恋人外的第三者开"性"玩笑的方式、把两性之间的性吸引进行距离化和审美化的处理、描写非政治的民间人物的情爱等。这些方式使小说保持了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并改写了"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中的情爱书写单一、透明的面貌。     

论“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

作为革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蒋光慈、阳翰笙等作家的革命乡土小说实验遭到艺术上的失败时,柔石和叶紫们在革命的乡土题材中平添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色调,使得本是廉价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变得更有思想的深度,也更有艺术的意味。     

当代“张爱玲热”与“小资情调”的演变

当代大陆文坛的"张爱玲热"长盛不衰,堪称奇迹。张爱玲的作品充满精致、唯美、感伤的"小资情调",正好迎合了当代人在世俗化浪潮中多愁善感、渴望慰藉的情感需要。"张爱玲热"既是一座连接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桥梁,又是一面怀旧情绪、世俗精神回归的旗帜,还是一束穿越了部分"50后"、"60后"、"70后"作家代际隔墙的文学幽光。只是由于西方"后现代"狂欢思潮的影响,今天的许多"小资"比起当年的"小资"来,显然少了一些优雅的风度,而多了一些狂野的"波希米亚风格"。叛逆、泼辣、粗鄙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正在从另一个方面冲击、改造着传统的"小资情调"。"小资情调"正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着悄悄的演变。     

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研究(1870-1950)——以“身体的近代化”为中心

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不仅是身体生物性的还原.改造女性身体的“弱种”隐喻是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将“保种强国”目标投射到女性身体上的实践.打造女性身体的“进化”象征既是全球范围内女权主义兴起的结果,更是近代中国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启蒙对女性身体的规训.随着全球化风潮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开展了对身体“时尚、健康和美”的塑造,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在“摩登”符号面前现出弱势.总之,一个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承载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大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的特定需求所改造.     

“三次革命高潮”说能不能成立?

在1954年至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被史学界多数同志认定为“三次革命高潮”。此后,一些史学家曾遵从这一定论,著书立说,编写教材。近几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对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说提出了异议。笔者也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一经典作家认为:革命是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实现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社会形态的转变。革命的领导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要求经过革命斗争根本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彻底破坏旧的经济基础。“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例如在法国,资产骱级就曾经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大家知道的规律来反对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     

“十字街头”的徘徊与抉择——1927年～1937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综论

左翼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构成了192 7年～ 193 7年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主流。受时代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方向转换和自贬自责成为这些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既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五四”文学的发展和超越 ,同时暴露出自身思想上的盲点和艺术上的缺陷。     

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民族形式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可以从当时占主流的有着文学“性质”的两种题材（即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叉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中见出，它是新民主主义文艺“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也是苏联文艺“中国化”的过程。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与暴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暴力"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革命战争小说中,"我方"实施的"暴力"被赋予了正义的、合法的权力;"敌方"实施的暴力则是罪恶的、非人道的。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中,"暴力"是革命群众合理地发泄愤怒的方式。"十七年"革命题材小说中,人道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一直作为"潜话语"存在着,作家如不触及这一问题,他对战争的描写就只能停留于革命的胜败这样的浅层次上,而不能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性的力量。     

我看“新生代”

“新生代”不是９０年代的一个创作流派，而只是一个以年龄段为界限的“一茬”小说作家的统称。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多数人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感受时代的脉搏，对物化时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表达着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情绪和思考。他们中少数人将笔触伸向“历史”，但这种“历史”也是被“个人化”了的。“新生代”中少数人可能有所谓“边缘化”倾向，多数人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但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的表达，都是相当“个人化”的     

责任与担当:左翼乡土小说家缘何“想象”革命

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大都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活动,有着一定的城市革命体验,但除了少数作家以外,大部分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而以笔为旗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基本上也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通都大邑卖文求生,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土地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因而他们只能依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     

蒋光慈小说中革命青年形象发微

蒋光慈小说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这一题材的选择，这类形象的描写，是与时代的需求及作家的思想感情倾向密切相关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但在这支强大革命队伍的形成和壮大过程中，广大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涌入及其思想上向无产阶级的转化，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题材，可谓“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重大题材，它不仅反映着革命时代的需求，同时也可以说，作家蒋光慈最为熟悉的题材，他本人便是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不论他自己承认与否，我以为他始终没有…     

中国作家的“自我批判”意识

不可否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五四以来的进步的新文学作家差不多都在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又进行着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被鲁迅等作家们开创下来以后,便一代一代地传延着,不仅推动着中国作家自身的思想建设,而且也为他们的创作增添了新鲜特色。这种“自我批判”意识,非但没有影响、束缚他们的创作,反而进一步深化、发展着他们的创作。以鲁迅为例,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就认识到“改造自己”的重要性,“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热风·六十二·恨恨而死》)他所从事的“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思想启蒙工作,是紧紧连结着自身的思想改造的。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是不断地用正确的思想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进而用马克思主义来“煮”自己的“肉”的。他有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疾病”的隐喻与影视剧叙事

疾病作为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是人生“生、老、病、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自然而然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隐喻是艺术思维与艺术创作的基本特质,艺术对于“疾病”的表现与表达,不只是简单地再现现实中的“疾病”,更多的是赋予“疾病”以某种道德和情感色彩,同时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艺术创作中这种对“疾病”的隐喻在价值判断上泾渭分明.现当代影视剧叙事中,疾病的隐喻始终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阐释世界,使得“疾病”表现出浓重的道德含义和商业化标准.疾病的隐喻渗透进影视剧叙事,影响深远.     

在文学与革命之间--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

鲁迅与郭沫若虽然都是留日的"洋学生",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都兼具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并且都是新文坛上的"巨头",是左翼文化战线的"旗帜",但是,他们内在的歧异却远远大于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在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之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革命"与"文学"的龃龉,看到现实的"革命"进程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文学事业和文人心态的影响,看到文学被纳入到"革命"进程之中的某些后果,同时也能看到鲁迅在"革命"压力下维持文学特性的一些努力;而从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前后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革命"这种"权力话语"的效力--它能迫使那些"革命文学家"们不断地修正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的要求,并为自己在"革命"进程中获得新的"话语权力".     

漫谈题材的“广”和“严”

最近,在一个讨论文艺问题的小型座谈会上,对“题材无禁区”这个提法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说:“‘题材无禁区’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文艺创作的题材不应该有任何限制,作家想写什么就     

探析林白小说中的“姐妹情谊”

林白的小说可以说是纯粹的女性小说文本。她用大胆细腻的笔触，着重描写了女性身体、心理和精神的成长过程，营造了一个又一个隐秘幽深的女性世界。而作家对“姐妹情谊”的书写是她所描绘的女性世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种边缘化的女同性爱题材在女性文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