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哲学"特质的自我解读——在古希腊哲学的视域上

关于"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论断已成为一种共识性的认识.哲学史系指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又是"言必称希腊"的学问.古希腊哲学以城邦的女儿、思辨的女儿、神话的女儿呈现出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哲学特质:反思时代问题的时代性、理性思辨的民族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人类性,体现了西方哲学对终极存在做终极解释的终极追求,表征了西方哲学始终以人为"本"的精神关怀,体现了西方哲学史是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人类精神解放的历史画卷.     

“继承条约精神,构筑新型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25日,"继承条约精神、构筑新型关系——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代表积极评价缔约的历史意义,认为《条约》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缔约的宗旨不仅是要正视历史和结束过去,还要面向未来和世代友好。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政策中"戒备"与"防范"的一面持续走强,这是中日难以建立友好关系的根本原因。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困难,更应该坚持、继承和发扬《条约》的原则和精神,妥善管控分歧。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要立足于构筑良性发展的新型关系,为此需要两国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从历史教育看“中日民众信任问题”

近来 ,中日民众相互“信任问题”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 ,指出日本历史教育的原则是“掩盖侵略性质 ,推卸战争责任 ,拒绝反省认罪” ,中国历史教育的精神是“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的历史教育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盖侵略历史 ,回避战争责任的一贯方针 ,其根源是历史认识问题。这一问题既严重伤害了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将日本民众引向历史认识的误区 ,干扰了中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与信任 ,这才是中日民众“信任问题”的症结所在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2007岁末感言

当今国内外文化和学术世界问题繁杂,但根本问题在于:学术功利和学术真理之间的根本对立.学术功利主义今日已成为全球商业化时代之结构性必然.本身受到传统思想拖累的人类人文科学及其伦理学,难以朝向学术思想真理之探索.在此情况下,中华孔孟伦理学,也就是仁学,由于其强调"为真理而真理"("朝闻道")的历史"诚学"精神,而可能被应用于未来人类人文科学和伦理学的革新实践,从而在全球人文科学商业市场化趋向中,引生一种仁学的、非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学理探讨之转向.为此必须克服中外两种时代思想倾向之局限:泛汉学主义(经验主义)之"中学"和后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之"西学".此二者各以不同的方式均朝向反学术理论化的思考方向.作为封建制度历史产物之"儒学"和作为永恒伦理思想之"仁学",必须加以区隔.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特有的伦理学思想--仁学,将可能成为未来国内外人文科学革新实践之精神基础.     

面向人类共同福祉的国家伦理反思:“文化软实力”研究之忧思

"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如果本着一种客观、严肃的理论态度,必须先行澄明其立论和论证逻辑的理论前提设定和价值目标吁求。目前,学术共同体尚缺乏基本的人类学立场和应有的普世情怀。面向未来的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应将全人类的福祉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内在特质和终极追求,并敦促全人类努力践行。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与意义

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孙利天教授的新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既不是用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表达方式来改造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体系的表述,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的内容"装进"中国哲学的概念框架,而是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自觉,在回应时代性的人类问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塑造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以这种"独特声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这就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而且需要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回应世界性的哲学思潮,特别是回应以反思"哲学"和"现代性"为实质内容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陈亮与浙江精神

人类的文化精神,也是一种生产力.与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力不同,它一方面满足人类的人文、情趣、道德、心灵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决定和引导人类物质需求潜力和方向,并且使人类的文明发展呈现多样的色彩.人类的文化自起源以来一直是以多元的形式向前发展的,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因此,弘扬自身的文化精神,对于本土经济、学术、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从浙江文化的历史发展出发,围绕浙江文化的特色,着重探讨了陈亮的基本思想特点、浙学的基本思想精神,以及由悠久的特色文明所孕育、因厚重的学术历史传承所熏陶而形成的浙江文化精神,并尝试阐述了陈亮、浙学、浙江精神这三个主题词之间内在逻辑上的联系.     

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为分析框架

中日两国虽然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战争责任、历史认识伴随着领土争端等现实性问题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国家间要实现成功的历史和解,加害国和受害国双方都有必要关注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中日历史和解进行剖析,可以看出:日本要在战争责任以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上有明确且深刻的反省,才有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宽容;同时,中日两国应该在坚持条约精神、原则共识的基础上,正确认知和解读双方的历史认识,在涉及侵略战争等历史记忆的问题上探讨共同记忆的可能性,才具备中日历史和解的前提条件。     

如何看待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籍研究

无论是就哲学体系 ,还是就其框架下的主导概念、范畴和问题而言 ,当前哲学界对马克思文本、典籍的发掘堪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一个时代象征。学者们以典籍为基点 ,进而拓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本质、基本内容、核心精神和在中国的发展的探索 ,并最终把阐释典籍文本的当代意义落实为终极关怀 ,这昭示了当代哲人对历史、对学术的客观精神的追求和对哲学智慧的向往     

社会记忆的功能反思与研究推进

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权力秩序的指向下，社会记忆既是当下的生产，也是传统的绵延；既是被建构的结构，也是建构性的力量。在这种动态实践过程中，社会记忆整合个人与社会，连接过去与现在，隐喻历史与未来。基于此，社会记忆研究须结合这一概念自身所蕴涵的思想张力，在同现实的对接和多学科的对话中达成理论的整合，进而实现关照人性和面向正义的学术旨向。     

科学编史学的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问题

一、历史、编史学与科学编史学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科学编史学问题,所以有必要把涉及到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学术结构等问题作一交待。一般而言,历史一词在含义上有"历史本身"(res gestae,已做之事)和"历史认识" (historia rerum gestarum,对已做之事的叙述)的区分。前者是指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 即"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后者是指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种认识上的努力,即"历史学"(Historical Sci- ence)。在对两种不同的历史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两种历史哲学便凸显出来。根据德雷(W·     

"仁"学的终极价值及现实意义

孔子开创的"仁"学,通过对"仁"阐发来揭示人不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还生活在抽象的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中,"仁"包含了对终极世界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儒学是否为宗教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这种终极性价值的认同与追求,使人们形成了相同的文化生命与民族心理。这种追求主要体现在对"道"的追求上,并通过人生价值的预设、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生活的指涉等来完成的,换言之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不必然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拒斥,相反却深深地植根于生活世界中,在对现实的积极投入与行为的选择就体现了生活的意义。本文针对现实中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冷淡与疏远这一事实强调了终极的追求对民族精神、文化的认同以及生命的意义。     

日本在东北亚的作用

8月15日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维系东亚和平与安全早已成为各国共识。但是,近年来因为日本 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使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为了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60周年,进一步从学术层面探讨东亚区域安全以及中日新关系,2005年6月18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太平洋学报杂志社共同举办了"东亚安全与中日新关系研讨 会"。来自北京和天津的专家们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在京访问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表 达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共同看法。本刊七、八两期刊登部分中外专家学者文章和观 点,有些文章观点不尽一致甚至相左,但却从一个侧面对问题与现状进行了剖析和阐述, 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问题,在新形势下构建健康、和谐的新型中日关系具有一定的参 考作用。(欢迎评论,E-mail:pj55@tom．com)     

中日关系的既往、现实与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至今的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处理重大问题,友好合作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两国结构性矛盾凸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先后经历了严峻考验。今天的中日两国的战略关系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和解仍在调试、变化、发展过程中。尽管日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逐步超越自己,但最终也只能接受这一客观现实。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双方更需夯实新形势下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基础,由此开创健康稳定、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新阶段,造福于两国人民、亚洲乃至世界。     

快乐思想的发展与科学意义

作者认为,"趋乐避苦"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根本准则和行为原动力.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开始,快乐主义思想已经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跨度,并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而快乐是以广义物质存在和消费为基础又超然于这种物质消费之上的一种主观精神感受,即所有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或叫根本目的只在于追求一种"快乐的精神"而非物质.以此一哲学立论来检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制度、环境和社会发展,将会得出许多重大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安排的新结论.     

论历史叙事中的记忆与想象

历史学中的想象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是过去,一个指向是未来。对历史上的想象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对历史上已发生事情的想象,一种是对历史上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对历史上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反事实假设想象,一种计量史学的反事实模型。历史记忆是历史想象的基础,此外,史家的研究还可能是建立在前代史家想象的基础上。在叙事中,历史想象是建立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但有时历史想象并不受历史记忆的限制。     

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中韩日三国围绕那场战争的记忆存在差异。差异化的战争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导向性。在中韩日三国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种由一元化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的趋势或过程。尤其是日本社会受害与加害二重性的战争记忆构造和不断修正历史认识的政治倾向,造成三国在战争记忆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战争记忆作为"历史遗产"成为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塑造真实的战争记忆是构建三国"共享的记忆"的前提和基础,构建东亚社会在战争记忆上共同的"记忆的场"是推动实现历史和解的可行路径。     

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

公元前八至三世纪是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这一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关键历史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这个见解引起了学者们长期的思考和讨论。作为中国学者对雅斯贝斯的一次呼应,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撰《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深入剖析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内涵、历史条件及其特点,并于1989年刊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引起国内外学界的较大的反响,并为被多部论文集收录。近期,《孔学堂》杂志拜访刘先生时,他表示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反省和精神的觉醒的研究是有趣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新材料、新论点在国内外不断"面世",该论题的相关研究应该取得长足进展。征得刘家和先生的同意,本刊重载此文,以引起学界对该论题的进一步关注、思考和探讨。由于篇幅有限,现摘要刊载此文关于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探讨的部分。     

史铁生创作的终极关怀精神

史铁生的创作一贯关心人类生存的意义 ,执着思考关乎人类生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如人在何处、我是谁、人的命运、人本困境、人生意义等 ,因而弥漫、贯穿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这种精神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