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化与涵化对消费者购买决定的影响:微观文化视角

对美国国内亚文化的研究　　在国际市场调查文献中有着诸多关于不同国家消费者行为差异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对理解国家间的差异不无裨益 ,但对于一个国家之内各亚文化团体间差异的研究似乎还很欠缺。同时 ,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业内人士强调 ,对文化的理解在试图对族群推行营销策略时至关重要。尽管与文化相关的研究在市场调查领域的重要性有所增长 ,但对于种族亚文化和消费者涵化的研究仍十分有限。这种研究上的空白妨碍了市场营销人员制定针对种族或亚文化群体的营销策略。关于种族与市场营销的研究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 2 0世纪…     

书讯

加拿大经济发展的缘由何在?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加拿大人的政治态度?而他们对性、阶级以及种族差别又是怎样看待的?所有这些,与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何不同?本书由两位加拿大社会学家对从60年代以来国内的一些变化进行分析,对某些重要问题做答。25年前,加拿大人的文化价值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其经济发展的模式、政策模式有关;在当今的80年代,社会生活则根据权力的分配——即权力价值得以     

参与观察——人类学研究方法

文化人类学家可能会被定义为这样的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他们的资料是在不熟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而被收集起来的;他们使用一个整体性的参照框架;而其目的则是针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人们眼中是泛文化的.在其他领域中的研究有时满足于这些标准中的一个或更多的标准,唯有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化人类学才把所有这3个标准都当作其研究方案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标准.参与观察是反对种族中心主义的主要的人类学方法.野外作业要求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不熟悉的环     

80年代的家庭、种族和贫困

60年代的民权运动废除了种族隔离法,开放了投票站,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并给美国黑人带来了希望。然而,由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加大,60年代的希望渐渐破灭。自70年代中期以来,黑人下层阶级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与此同时,公众围绕着黑人家庭的问题展开了争论。目前盛行的明确的下层阶级模式有两种,即文化的模式和结构的模式。两种模式均集中在家庭结构和贫困问题上。文化缺陷模式80年代表现出有关贫困、种族和家庭的旧观点的复活。许多关于城市下层阶级的理论和见解都以60年代     

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下]

三对传统西方价值观念的反叛,对公认社会行为准则的抗拒,对少数种族(即非白人种族)失落文化的寻索,对怪癖和荒诞行径的迷恋,现在被美国思想界视为一场历史“受害者”的革命。如上所述,所谓历史受害者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这一类人泛指美国除“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色人种”以外的一切少数种族。这里又有层次讲究。至少在19世纪末之前,来自南欧地区的操拉丁语言、信奉天主教的诺曼民族和来自东欧的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以及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都是受种族主义之害的少数种族。但20世纪以来,由于这些少数种族属白色人种,共享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加之他们在美国经济     

领养孩子在美国

国不少社会工作者认为,“跨种族领养”并不合适。他们重申,特别如白人家庭领养黑人孩子,黑人孩子往往可能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感到生活得极不自在。他们坚持,某种族的家庭最好领养同种族的孩子,为的是确保孩子能在新家庭里“如鱼得水”地健康成长。一个名为“一种文化一个孩子”的民间慈善机构,在寻找非洲商家庭领养黑人孩子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去年一年中,该组织为200余名黑人儿童找到了相同种族的新家,占98％的被领养儿童声称与他们同种族的养父养母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似乎恰恰应了中国的一句老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过…     

还存在知识分子吗?——意大利的案例

文化不再评判社会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否依然存在,抑或他们如今正消失于体现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混合的一个广泛的“文化中产阶级”之中,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理解从来并非易事。然而,在年代上无需追溯到很远的过去,知识分子肯定是存在的。不管他们是否认同为权力服务的倾向,也不管他们有否(甚至是英勇地)实现自己的特殊品德的历史使命感(从苏格拉底到焦尔达诺·布鲁诺,以及兰波、维特根斯坦或者奥韦尔,不乏各种不同模式),知识分子无不确立了某些特殊形态的不稳定行为:得到承认的愿望、权力意志、自命不凡、自我惩罚式的苦行主义。如果说他…     

自觉的领导权--为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承担责任

由国际公司领导的商业团体是人类创造的最具支配力的机构。正因为如此 ,社会每天都在受到商业的影响。无论是否喜欢它 ,商业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实际领导者 ,对文化价值与文化优先权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 ,同我们社会其他领域 (如宗教、政府、教育 )的机构的领导者相比 ,商业机构的领导者更有力量。也正因为这样 ,他们可能不被广泛地认可 ,但公司的决策者们比任何政治领袖或宗教领袖对世界的影响更大、更快。我们历来仰慕这样一些领导者 :他们能动员人们 ,为他们所认可的特定目标而唤起众人的支持———无论这一目标是指向一个国…     

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1.边际人的跨文化经验所谓边际人(marginal man),是指生活在两种民族文化边缘的、因此也称文化边际人。他们往往是一种民族文化中受了教育,内化或社会化了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随后又来到了另一种民族文化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又接受了后一种文化的某些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等。他们一身具有了两种(或多种)文化经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著名社会学家帕克(R.Park)在对美国移民的研究中总结了边际人这样一种文化现     

文化传承和价值重塑:浙东文化与浙东乡土小说的双向互动

20世纪20年代浙东乡土小说作家大都是为生活所迫或深受封建势力压迫的"漂泊者"。他们相继从乡村来到城市以后,纷纷从都市文明的视角来审视故土、书写乡村。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以惦念和怀旧的心理追忆乡村的风土人情,从而展现浙东乡村的古老;或揭露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和千百年来的陈规陋习给浙东乡民带来的种种祸害,从而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不幸者寄予深切的同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浙东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后者对前者既有文化传承,更有价值重塑。     

英国出版《苏联青年文化》一书

由苏联研究专家吉姆·赖尔登编著的《苏联青年文化》一书,是第一本全面介绍当代苏联青年问题的论文选。内容包括青年文化、流行音乐与青年犯罪,本书还介绍了一些青年艺术家和青年团体。本书试图为读者展示有关当代苏联青年问题的广阔视野:从学校学生到年轻的农场主;从年轻人的摇滚乐队到青年团;从青年文化群和亚文化群到他们的保守性反应等等。编者吉姆·赖尔登是布莱德福大学的研究苏联问题的教授。他在苏联生活、工作了5年之     

文化人类学与日本文化论

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日本文化的特征、日本社会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各种各样的研究从各种不同角度回答这些问题的所谓日本文化论现在极为盛行。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倍夫·哈鲁米教授曾指出,日本文化论既是一种大众消费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日本文化论的流行中,文化人类学家起了重要作用,几乎主要的日本人类学家都同它有着某种联系。著名的学者石田英一郎、冈正雄、梅棹忠夫、中根千枝、山口昌男等人对日本文化论影响极大(虽然他们各自的研究角度不同)。但离开了美国人类学家露丝·贝涅蒂克特的著     

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教育在促进亚太国家和平与公正中的作用

在人类生活中,和平与公正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和平导致文化艺术的繁荣和重大的科学发现,减轻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类的幸福。要为“和平”下一个定义并非易事。2 0 0 1年,夏威夷大学的J.加尔顿教授提出,“和平”可以狭义地指没有战争———按照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或意识形态而划分的群体进行的有组织的暴力;“世界和平”指没有外部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之间的战争) ;而“内部和平”则指没有内部战争:民族、种族、阶级或意识形态群体挑战中央政府或相互挑战。“公正”的性质和特点则随着时代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1 998…     

《酷儿理论／社会学》引言

马克思·韦伯认为，西方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启蒙”这一过程。在世俗的或启蒙的文化中，个人将不会再寻求用崇高或神圣的力量——上帝，神圣的事物，或像卡玛(Karma)那样的玄学的原则——去解释事件，或者为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世界应当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和人类的力量——普遍的动力，本能，欲望，进化，重力和运动的机械法则，等等。社会学不仅要研究这一世俗化的动力机制，而且其自身也成为“启蒙”的领域。正如18世纪的社会思想家揭示出宗教是人类的骗术那样，社会学家也揭示出，许多世俗的现代新上帝同样是人类的创造物，这个创造物被叫作自然。     

西方产权学派的理论嬗变及其历史评价

产权学派(Property rights School)或产权经济学(Economics of Propertyright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分支。虽然这一学派的历史可追溯到30年代约翰·康芒斯和罗纳德·科思等人对经济中所有权的研究,但真正使这一学派初具理论体系、为学术     

认知与认同之间——单位制解体背景下杭州市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意识

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所导致的单位制解体使国企工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纵横交错的社会比较,国企工人对如今所处的边缘化身份地位有着清楚的体认,但在情感上却并不愿意认同;但是,其他社会成员对国企工人的评价、看法却构成了一种具有"压迫性"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迫使"着国企工人接受其如今的处境,与此同时,国企工人为缓解、消除"认知失调"而"主动"采取的某些自我心理调适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他们去接受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总体上,如果说国企工人对于今日之边缘化身份的"认知"是清晰的,那么,在"认同"上,其心态是矛盾暧昧的.     

美国社会学家如何看待社会问题——《社会问题(82/83)》读后

《社会问题》一书是美国德什金团体出版公司所编丛书之一。从1973年至今,该书每年出版一次,现已出至第10卷。这是一部论文集,因被许多大专院校社会学系用作教科书,为了与学校教学年度相一致,封面上都标明适用年限,如系1982年出版,就标明82/83等。《社会问题(82/83)》的编辑是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克特·芬斯特伯斯奇。他在前言中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想去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在过去10年里,这个国家的许多项“满足感指数”都在下降。人们愈来愈为通货膨胀、失业、犯罪和国家安全感到担忧,愈     

网络文献传播中的范式失衡与文化生态选择

网络文献传播范式失衡的出现和扩大,显现了社会文化形态历史性变迁背后的分隔。网络文献传播的文化失范,主要表现在一种形态文化对另一种形态文化所出现的垄断性、霸权性、颠覆性等特点上。处在相对弱势的文化则逐渐被分化和边缘化,强势传播深深地打上了文化殖民的烙印。这种范式失衡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的无限膨胀而价值理性失落和匮乏的表现。文化生态基于相互协调、公平对等、合作发展的理念,文化生态的精神就在于消除霸权主义的色彩,强调不同形态文化的多元并存;建立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价值范式。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在种族复活的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解决一个令他们左右为难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一个是祖先留下的智慧遗产,另一个是直接的政治挑战。最近,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格外引人注目。过去,顽强的爱尔兰抵抗运动以及在沙皇专制下俄国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思考最初的“民族问题”,然而,种族的复活嘲笑了这一观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最强有力的统一势力     

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

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是社会工作的双重使命,但在实践中,社会工作沉溺于个人服务,社会变革被边缘化或抛弃。这种“去社会变革化”是由专业的内部因素（专业化）与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市场化与管理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专业化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市场化的营利主义、管理主义的效率至上、个人主义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逻辑,都会将专业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远离社会变革。于是,专业化盛行、意识形态保守、市场化与管理主义风靡、个人主义高涨的时期,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80年代,便是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阶段。同时,专业化是“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塑造的产物。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真正根源在于外部环境的型塑,其中个人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