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政能力建设的合法性维护意蕴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失业下岗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三农”问题等为代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其政治后果 ,使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走向显性化。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治理显性化合法性危机 ,践行合法性维护的理性自觉行为。以合法性维护理论为工具探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政治决策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合法性效应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就是通过说服、公信、吸引和感染人民群众,而不是用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实现自己长期执政的能力.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信息时代政治传播的感染力、政策和行为的公信力等.党的软实力与执政合法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党的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执政合法性的三种资源之间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本质上,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的生成过程就是党执政合法性不断获得的过程.应该理性地对待软实力产生的合法性效应,即党的软实力太强或太弱都会对执政合法性带来挑战,所以保持软实力强弱之间合理的张力结构,才是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必然选择.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看“三个代表“的重要性

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执政不存在危险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能保持执政地位。在新世纪,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除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基本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而“三个代表”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和排除影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安全的隐患出发,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诠释开辟了新的来源。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为进路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历史合法性是否一劳永逸?党执政的现实合法依据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实质上涉及执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维度就解答了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问题,即执政权来源于权利,取得于法律的规定和确认,受制于权利。它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内涵,符合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执政的政党。在我国宪法中 ,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条文。显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合法的 ,不容置疑的。然而 ,执政的合法性虽然是以法律条文的规定作为标志的 ,但法律条文并不等于执政合法性的全部保证 ,更不是执政合法性的真实持久的实现。显然 ,执政的合法性还有更深层的涵义和原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其程序是选民通过选票 ,委托某个党或几个党联合执政。因此 ,按西方的标准 ,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就是合法的 ,不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就是不合法的。过了几年 ,再来一次选举 ,选民…     

多维视角下的执政资源

政治合法性既是政党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执政党可资利用的潜在资源.执政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执政资源的枯竭和流失会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执政党需要加强对合法性的认识,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执政的有效性和制度规则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拓展和整合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试论科学的合法性

一个不具有合法性的科学算不上真正的科学。科学的合法性正在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探讨了科学的“合法性”概念 ,指出科学规范就是科学之“法” ;其次从科学本身的发展 ,科学与哲学、科学与神学的冲突 ,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行为等角度讨论了科学合法性的形成途径 ;第三 ,把科学合法性分为内在合法性和外在合法性 ,指出“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构成了科学理论的本质规定性 ;第四 ,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合法性探讨了科学合法性所发生的危机 ,特别指出政府或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与文化危机也将导致科学的合法性危机 ;最后阐述了化解科学合法性危机的途径     

转型期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重构

一般来说,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规则、有效性和合道德性四个方面.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的教化是获取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逐步弱化,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赋予了党执政以雄厚的有效性基础,使党的执政合法性获得了新的增长点.     

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政党国家与社会渐次分离的状况,集中体现在执政党权力范围的收缩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与集聚。首先,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发现,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并非单向的吸纳与嵌入,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融入的共生关系。其次,基于对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     

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合法性理论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和政府权威合法性两方面。在“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愿意并能认同“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原因值得探讨。一方面正义原则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使“非法”与合法语境在法治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地方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因此能够相得益彰、和谐共处。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依宪治国原则下公民财产权正当性体系的重构

财产权的正当性包含两个维度:财产权作为权利的正当性和财产权受法律限制的正当性。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沉淀和凝炼,依宪治国对我国宪法原则及其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抽象上也是如此,现代社会财产权正当性探讨的维度应该是财产权法律限制的正当性。因此宪法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要实现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就必然对宪法财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体系进行重构,并以体现宪法的最低道德性和宪法的伦理性为体系前提。依宪治国原则下的财产权正当性的凝炼既要坚守宪法的基本精神,也要关注财产权在依宪背景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互动和融合,体现财产权的规律性和目的性。     

Borders and the EU legitimacy problem: the 2015–16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The porous external border around the Schengen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became a colossal political problem in 2015 and 2016 as the migrant and Refugee Crisis unfolded. In Beetham’s seminal terminology, there was a crisis between the EU’s power and legitimacy on all three dimensions hereof: The Dublin regime was not followed, there was a gap between the beliefs of the governing and the subordinate peoples, and there were increasingly critical views among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alike (even from mainstream parties) against the inflow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 outside of the normal asylum system. The behaviour of the EU actors since the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at containing this crisis as regards Beetham’s legitimacy dimensions.     

儒家善政伦理及其现代化

儒家善政伦理为儒者在国家治理中经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种道德体悟。善政的核心是德治。儒家善政伦理到近代时,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受到了广泛的现代性批判,并导致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致使其迅速衰落,最终退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在当代,儒家善政伦理要实现复兴,只能走现代化之路。     

宗教与信仰的双重社会化——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基本变迁

中国宗教与信仰近30年的变迁,始终围绕着宗教与信仰的双重社会化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宗教危机"的社会意义、私人信仰与中国法制建设、宗教消费方式对中国宗教—信仰的影响、"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执政党信仰"的建构与认同等。解决这些问题,对使"宗教危机"转为"宗教转机"具有重要意义。     

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转型时期党对于草根NGO的独特影响机制。在整合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Z省H市两个草根环保NGO的多案例比较,本文发现党对于NGO的影响存在一条与政府不同的独特机制。与传统资源视角和合法性视角所认为的不同,本文认为,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于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单一的政府部门难以企及。本文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更加细致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泛层面暗示了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NGO自主性的缺失。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于公共治理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非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本身。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Ecuadorian Supreme Court: exploring presidential–judicial conflict in a post-transition democracy

In 2005 ongoing polit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in Ecuador culminated in a struggle over the judiciary. These events resulted in the dismissal, re-constitution, and dismissal again of the Ecuadorian high court (the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and the impeachment of the president. This paper uses the political crisis surrounding the dismissal of the Ecuadorian Supreme Court of Justice to examine the broader phenomenon of executive branch attacks on the judiciary in South American and Africa. We make three general observations: (1) the longevity of the judiciary alone (time without attack) does not guarantee a sufficiently deep reservoir of diffuse support to protect it from successful efforts at structural change or dissolution, (2) despite previous evidence that multilateral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result in increased court independence (Dargent, 2009), we conclude that multi-part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types of crisis that cause them to seek to use courts and their legitimacy to achieve political goals thereby limiting previous gains in independence, and (3) a court's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is enhanced when it survives political threats from other branches of government. The crisis in Ecuador is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challenges facing newer democracies with continuing multilateral conflict as well as the utility of thinking about how, why and whe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ttack high courts and how the judiciary and citizens respond.     

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

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探讨,大多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其议题亦无涉居民切身利益,无法为“强势国家”提供有力佐证。本研究以上海社区“抗非”动员为背景,观察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调查发现,上海的“抗非”工作几乎都由国家主导,居民仅被动配合,自发参与度极其有限。在具体策略上,国家一方面透过主流媒体的调控,掌握“议题建构”渠道;另一方面则借助社区建设的配合,节制“社会参与”渠道,从而在因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掌控力,构筑了“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