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基于制度化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公民社会兴起,公民参与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和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政治价值。基于制度化视角分析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方式的选择,提出了参与方式创新的设想。     

试析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基于制度化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公民社会兴起,公民参与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和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政治价值。基于制度化视角分析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方式的选择,提出了参与方式创新的设想。     

我国网络反腐中公民参与的完善

网络作为公民反腐的新阵地,有利于公民行使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建议等个人权利,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增强。我国网络反腐中的公民参与仍存在着一些公民参与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宜采取以下对策加以完善：提高公民参与素质;完善网络反腐的相关制度;政府积极推动官方网站建设,加强其和民间反腐网站的合作。     

浅析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

公民参与是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既有利于科学、高效、公平、公正的进行政策评估，为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保障，又有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充分关注公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公民利益至上。本文主要从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出发，探讨当前我国政策评估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并就此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求更好的实现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政策环境影响政策系统和政策行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行为和政策系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政策环境而言,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政策环境更加透明开放,网络能够为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更多路径,它在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的同时,也为创建公共理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带来了政策制定的新情况。网络环境下的政策制定要从3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对政策合法性的考量。科学有序的公众参与能够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二是对政策各要素的考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主导作用正在面临挑战;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也面临新的变化,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和方案完善已经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诉求越来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明晰。三是政策类型的考量。不同模式中,决策类型的适用性是不同的：在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以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式自主管理为主,分散式公民协商、整体式公民协商为辅;而在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公共决策、整体式公民协商则成为主要的决策类型,改良式自主管理也成为政府部门顺应民意的开明之举。     

我国网络问政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网络问政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公众参政意识提高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政府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的新方式,是公民行使公民权利、参政议政的新渠道。网络问政对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公民权利的行使与保护,民主政治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网络问政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公民问政无序化、问政平台形式化等问题。因此,政府应主动发挥引导作用,采取措施解决网络问政困境。公民也应提高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推动网络问政的发展。     

我国网络问政中政府公信力不足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各阶层公民意识崛起,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互联网为大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宽广的平台,高涨的参与热情与宽阔的互动平台相结合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网络问政"时代。但受个别公务员存在认识误区、政府信息不透明、相关责任追究和监督机制缺失等因素制约,政府在网络问政过程中的公信力缺失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应提高政府的网络问政的能力,加速完善网络问政系列制度建设,实现问政的制度化、机制化、规范化。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基于全程参与的视角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是提升地方政府绩效的动力和依据。如何保障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公民参与作为与民主治理理念相契合的制度安排,对提高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信度和效度不可或缺。然而由于当前地方政府在管理理念的僵化、公民参与制度保障的缺失以及公民自身意识和能力的限制,致使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还停留在象征性参与的低水平。提高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参与度,必须提高公民参与度,实现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全程参与。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政治的基础

政治参与是特定体制框架内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种行为,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支撑点,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构建有序的政治参与秩序是现阶段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尊重现行宪法和法律,拓展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建设服务型政府.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网络政治实践考察

网络作为政府与公民沟通的平台,发展网络政治是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话语政治的积极实践。以案例作为实证分析工具,对我国网络政治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实践考察。分析发现：网络使政府与公民的角色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政府由不作为到积极行政,服务行政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个体政治角色正在发生从臣民到公民的现代性变迁;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优化网络政治发展的路径在于推进行政改革,扩大行政参与的有效渠道,提升公民网络参政能力,发挥网络作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平台作用,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公民与政府友好和谐的网络议政参政机制。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公民参与权的根本途径。公共政策制定中有了公民参与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怎样寻找到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最佳结合点,为此政府应该不断创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保障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公民的参与权利。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问题研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证

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可以说是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个标本。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公民有序参与的驱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民参与必要性,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府公共政策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触发机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有序参与存在着制度缺位,这就迫使公民有序参与要进行恰当的技术选择。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公民有序参与的实现,公众则通过参与技术的选择形成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共赢。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及其对策探究

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般性媒介。它不仅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深化了民主政治的内涵,而且推动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对公民的自我完善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网络政治参与陷入无序化的局面,则导致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建构理性的政治参与文化,是防止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的根本之道。     

组织化有序参与：扩展公民参与的新思路

公民参与碎片化是导致扩展公民有序参与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使公民参与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因此,要通过激活群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治理和释放NGO的社会治理活力来实现公民组织化有序参与。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的表现、特征及原因,来探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治理对策有:坚持政治参与的正确原则;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提高公民对政策体系的支持度;疏通和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大力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严格约束公共权力,依法行政。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环境风险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的博弈研究

通过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分析,研究政府公开三种不同类型环境风险信息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众参与对政府公开环境风险信息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在民众参与缺失情形下,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为避免承担信息公开成本,政府隐藏第II类环境风险信息;引入民众参与不能促进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仅在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时,政府才有可能公开第III类环境风险信息;对于第II类风险,仅当政府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同时民众确信其参与后政府必然采取风险应对措施时,政府才会公开环境风险信息,民众能够参与政府风险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