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被歧视"问题研究——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的调查

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在工作生活中"被歧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劳动获得较低、有拖欠工资等经历的流动人口更易感到"被歧视";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劳动过程中难以保障的流动人口反而容易感到"被歧视";城市生活年限越长,流动人口越容易感受到"被歧视",与本地人交往增多并不会对"被歧视"弱化产生显著影响;与传统媒介相比,生活中使用互联网的流动人口不易感到"被歧视".可以看出,在当前的特大城市北京,脱离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品质的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保障社会报酬非差别性获得的制度完善依然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改善"非表层"的社会交往关系、使用大众传媒等方式推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是在制度完善之外解决歧视问题的重要路径.     

"以人为本"的哲学意蕴探析

"人"属于哲学关注的中心,在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人为本"的解读既存在一定的共性,也表现出诠释的差异性.时空差异、哲学前提、理论框架及价值取向的异质性是不同哲学流派对"以人为本"给出不同答案的成因.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以人为本"是对以往相关理论的"扬弃",实现了"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内在的对接与统一.     

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以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为切入点

当前中国家庭研究范式出现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家庭"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家庭经济生活角度切入，通过勾勒农村居民评价私房钱的道德框架，讨论中国农村家庭仍然是在"核心化"轨迹上还是走向了"个体化"。研究发现，私房钱的来源、数额及用途，家庭经济控制情况和亲密关系状况是村民评价私房钱道德与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都被包含在"个体/家庭"框架下，其中是否影响核心家庭的财产安全和生计安全构成私房钱道德评价的核心标准。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核心化"而非"个体化"。     

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试论把握“信念”概念对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苏北望村基督徒因病信教现象的考察，关注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用"信念"来把握农民"信"的起点心理，它蕴含了个体面临生命困境时寻求宗教帮助并对之赋以期许的自然心态和家庭伦理。"信念"的宗教建构、"信念"的情感嵌入以及"信仰"要求三个宗教操演环节促使个体心理的由俗入圣。基于原有病型及其疗效基础上的个体与宗教间的互动，信徒发生了信念坍塌、信念过渡和信仰升级三种类型的心理分化。"信念"操演与分化构成了农民宗教心理演变的机理，也形塑了农民的信仰方式。文章进一步探讨"信念"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中的个体宗教心理、宗教皈信、宗教复兴等议题所具有的启发。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努力实现"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国化"——德国F+U领导培训学院培训学习心得

我国职业教育学习德国"二元制"好多年了,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国化",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要围绕"与生产紧密的结合"和"校企的深度合作"来打造和创新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模式,实现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国化".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中国老年歧视的制度性根源与老年人公共政策的重构

老年歧视的产生原因包括个体、社会、制度、文化、历史传承等不同层面。本研究在分析老年歧视制度性根源和制度性老年歧视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我国老年人公共政策体系进行系统评价。研究认为,老年歧视的制度性根源将社会对老年人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以制度的形式固化和合理化,直接制约了老年人平等获得资源和机会的途径。因此,应以公平、平等的价值理念重建老年人公共政策,为积极老龄化提供制度保障。     

农民权利研究——关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法学思考

导致中国农民长期受歧视的制度性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又出现了农民因身份而受歧视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因违法征地造成大批“三无”失地农民；二是在城市里农民工备受歧视。给农民“国民待遇”是中国政府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为此必须切实采取下列两项对策：一是确保村民会议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决策主体；二是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不应低于国际迁徙工人的权利。     

关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法学思考

导致中国农民长期受歧视的制度性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又出现了农民因身份而受歧视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因违法征地造成大批"三无"失地农民;二是在城市里农民工备受歧视.给农民"国民待遇"是中国政府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为此必须切实采取下列两项对策:一是确保村民会议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决策主体;二是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不应低于国际迁徙工人的权利.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的水平与模式

本文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非农户籍的“新市民”的“农民子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系统的市民化进程来透视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基于CGSS调查数据等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保持不变,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水平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业非农化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教育的作用相对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升学之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育成为影响户籍非农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保持了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英文)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中国的户口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芙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 to American Indian earnings: the effects of place of residence and migration

This study utilizes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earning differential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American Indian couples residing on reservations and urban areas. Specifically,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human capital effects on earnings are stronger in urban areas relative to reservation areas, and whether or not reservation-to-urban migrants receive higher returns to their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 than the reservation non-movers. Earnings decompositions are employed to examine whether differences in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 or differences in the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earnings of AI couples living in these two different areas.Results indicate the American Indian couples living in urban areas do enjoy a greater return for thei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ty-eight percent of the $11,261 household earnings gap between reservation couples and urban couples is explained by labor market differences, and 31% is explained by differences in human capital. Although living on a reservation makes it more likely an American Indian couple will change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this study finds couples that migrate from the reservation to the urban area do not receive greater returns to their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Couples that migrate from the reservations to urban areas make more income than the reservation stayers primarily because of greater levels of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 and other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北京市人口半城镇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北京市的半城镇化人口数量和人口半城镇化率整体上呈逐渐增长态势.造成北京市人口半城镇化程度逐渐加重的直接原因,是城市流动人口增长快而流动人口转化为城镇户籍人口的比例低;具体来说,是由北京市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力,其他地区在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上与首都存在的较大差距形成的推力,严格控制城镇户籍人口的政策和不断上涨的房产价格造成的迁移阻力,空间承载力对人口容量构成的现实约束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抑制和缓解北京市人口半城镇化状况,需要采取分流拉力、 化解推力、 减小阻力和提升承载力的综合措施.     

基于来源视角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财税制度选择

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有所增加,城乡基尼系数逐渐下降。但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和现行财税制度仍制约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因而,为增强财税制度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应构建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模式,完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健全房产出租的税制体系,开征资本利得税并增加财政"三农"支出。     

The Inequality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a Social Survey (CSS2011) and related urban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unequal”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and of problems in rural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urbanization. We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increased rate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did not produc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ural migrants” and “city people” in terms of income, migrants fare considerably worse than city people with regard to social security, cultural life,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and status identification. This kind of inequality transforms the original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to a new dichotomy that divides urban dwellers into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residents with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reby impeding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finding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e social barriers in current urbanization and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 material for “new-type urbanization,”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into urban citiz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