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总是愁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气质

忧郁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承载方式和生命体验方式.忧郁意识在文学中以审美体验形式出现时,便成为"美丽"的"总是愁人"的艺术化生命感觉.由于中西文明的形成机制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学更倾向于悲剧性和悲剧意识,中国文学则主要体现出忧郁性与忧郁精神.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文学忧郁因质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性焦虑"并形成了特定的忧郁气质和基调,在创作表现上呈示出"契珂夫式忧思"、"川端康成式忧悒"和"维特式忧怨"等三种形态.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全然没有悲剧性质素,因为忧郁意识的极致便趋向忧患精神并逼近悲剧意识,像鲁迅、北岛等作家的创作都体现出明确的忧患意识和或隐或现的悲剧精神.     

文学的"忧郁":契诃夫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契诃夫式忧郁是理解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契诃夫式忧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成性影响,首先体现为一种内省式的审美思维方式,它将深邃的忧虑与隽永的诗意结合,在对忧郁"形而上"的"智性"愉悦中将现代人的精神矛盾以及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向往等"惰性"表现得深沉含蓄.其次,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创作秉承了契诃夫的"人无法承受普通生活"的主题诉求和沉郁凝重、清朗冷峻的艺术格调,在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描绘和对人类生存的洞察中言说灵魂的感悟,以此寄托忧患之意.再者,源于<樱桃园>的"樱桃园情结"是不少中国作家特定的审美运思取向和创作心理定势,众多的文学作品在对"樱桃园情结"的话语意蕴--"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困惑"的发掘中寄寓了深切的悲悯情怀,展示出忧悒深广的艺术韵致.     

“忧郁”的写作:川端康成与沈从文

作为典型的东方作家,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在文学是"忧郁"的象征上体现出心灵契应和艺术遇合,他们的《雪国》和《边城》不啻为忧郁化写作的审美标识。详而究之,他们的忧郁化写作首先体现在对"美与爱"的创作诉求上,这种创作诉求又都是通过美丽纯情的女性形象来表述。其次是艺术表现层面上的情调化,两者都注重用感觉去触摸生命,讲究作品的意蕴和情致,揭示人生形式"美丽的忧伤"。其三,尽管各自偏重不同,但两者都将日本传统的"物哀美"和中国传统的"物感说"通融,在作品中传达出古典诗意或不合时宜的美好在渐行渐远中所透露出的挽歌意味。     

存在的"悲剧性"与悲剧性"存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一

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目前学界已有初步共识.而(准)悲剧风格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之一.虽然中国文学历来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悲剧意识资源,但经典存在主义的悲剧意识经由王国维到鲁迅传递到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中,体现出一种既具西方因质又兼容东方底色的悲剧品格.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品性呈现出三种表现方式:其一是"过客"式悲剧风格类型,它崇尚由尼采的酒神冲动所导致的毁灭意识和创造精神,因而最逼近经典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格调;其二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与理性的现实存在之间冲突所引起的生存之悲,它更倾向于对悲剧精神所承担的艺术拯救,也更富于审美蕴藉和艺术冲淡意味;其三是对庸常性生存和经验化存在的一种悲切之思,其沉沦化存在本相的书写与东方式命定观的相互制衡形成了悲剧性的张力结构.     

基于东方美学呈现的川端康成小说多元叙事研究

川端康成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充满东方美学的优美画卷,其通过对自然和人文的优美描写,让读者从中感受到川端康成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川端康成小说东方美学集中体现在其作品的多元叙事上,下面文章将重点从基于神秘叙事的东方生命观、基于符号叙事的东方传统美学呈现、基于忧郁叙事的东方物哀审美思想三个方面加以研究.     

从超越性到世俗性——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表征之一

存在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而由文化理念、创作精神上的超越性立场嬗变为世俗化姿态,是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的一种基本趋势.这既缘于中国文化原本就缺乏宗教式的超越性基因,也是传统实用理性精神的现代性延续所致.<边城>和<围城>最先呈示出存在主义创作的世俗化迹象,80年代以降,存在主义文学的世俗化蔚为大观,并演变成两种致思途径:民间化叙事以及与"个人化写作"携手的日常化写作.     

历史的"虚无化"和文明的"非理性"——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论之一

存在主义文学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所谓边缘性是由其"非理性的僭妄"所致."非理性的僭妄"源于存在主义的怀疑精神和否定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对主流文学"现代性"叙事原则--历史进化说和社会进步论的持疑和质询.从世纪初鲁迅的<野草>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的"虚无化"和文明的"非理性"成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立场.这种不合"时"宜性使其只能处于边缘性地位,同时也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     

"现代性"境遇中的"归家诗"——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二

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语境,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承担了在"现代性"境遇中引领人们"归家"的创作使命.呈现出漂泊--寻找--皈依或逃离的叙事范型并从中展示出海德格尔的"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的"归家诗"的艺术哲学特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归家诗"叙事大致呈现了两种形态:其一是既具有古典式和谐理想又富于人类普适性意识,且体现出一种宏大叙事特征和哲学探究意味的漂泊叙事,这是一种生命化了的存在方式和人生姿态;其二是对个体存在的认同性焦虑和对一己"身份"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性追问.由此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生命方式,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乡".     

东方生态的和谐之美——生态视域中的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文学之比较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的文学是东方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拥有诸多共同之处的"传奇",他们文学之中所显示出的生态文学的倾向使其作品充满了东方式的诗意之美和哲理之美,更在其各自的文学世界中展开了对于东方生态的和谐之美的追求,"湘西世界"与"伊豆汤岛"成为他们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与"吸收自然"的自然生境与文学生境的经典结合.     

论京派小说都市叙事的"他者化"

20世纪30年代京派小说的都市叙事并非一个独立成形的叙述总体,它的建构总是从京派的乡土生命理想出发,始终把"都市"作为一个异己的对象加以"他者化"."他者化"叙事成为京派都市小说的本质特征,并由此提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启示.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