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韧性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22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城市经济韧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城市经济韧性发展可以直接提升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经济韧性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中介效应,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经济韧性发展有助于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有空间溢出作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城市经济韧性对本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备的时间累积效应在不同城市特征下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     

吸收能力视角下贸易开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实中央“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利用SBM模型的ML指数法测算各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吸收能力的视角,结合面板门槛模型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国际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的绿色技术溢出存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农业研发投入水平四种吸收能力因素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三门槛下,贸易开放的绿色溢出效应的动态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绿色生产率效应.但在农业研发投入水平门槛下,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据此,提出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推进产业对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高农业研发投入效率等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BM模型和ML指数测度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2-2017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绿色技术效率缺乏改善,绿色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推动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征。农业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机械化水平则阻碍了农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增长。据此,为进一步推进安徽省农业现代化,应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技术创新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DECGE模型，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给我国经济增长和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业减产。而对策模拟表明，所有导致资本流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城乡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引起的产业资本流动，政府主导的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投资和补贴，以及转变进城（镇）农民（工）身份，缩小政府、企业对城乡居民转移支付率差距等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变化，都可以对农业发展起到支持作用，其中资本投入促进农业的增产效应显著，而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同步配套改革产生的融合效果更佳。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明确节能减排与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采用RAM模型对中国200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力冗余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适宜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技术进步、外部约束与二元经济转变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通过对模型均衡解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一,提高投资率和降低人口增长率能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二,由于存在劳动力挤入效应,加速技术进步和增加农业投资比重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将模型扩展到外部约束条件下.模型结果显示:在外部约束条件下,诸如提高投资率等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措施都将失效.     

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理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已经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能够通过专业化分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扩大就业门路,直接吸纳农村劳动力.同时,它还作为现代农业和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枢纽,通过产品加工促进工业化,间接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产业集群促进城镇化,间接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交易机制促进市场化,间接驱动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从而保障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质量和有效性.据估算,1996-20016年农业产业化年均直接吸纳农村劳动力人数为1740.93万人,约占同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年均转移规模的11.32%.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一带一路"沿线15个省市区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有着不同的间接溢出效应,信息、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与收敛分析——基于环境污染视角

传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忽视环境污染要素,不能准确衡量地区农业发展的差异。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降,因此,忽视环境污染因素的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方式对我国的农业增长存在生产率高估。各地区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绝对收敛和随机收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不会无条件的自动消失。然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性,这意味着通过适当的政策性措施,地区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可以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孰轻孰重:中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是从劳动市场影响宏观经济总产出的两大因素。但面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学,基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的假定而否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然而,由于现实的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非农生产率,农业劳动力转移更是中国的重要经济现象,所以有必要比较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总产出效应,以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作用。为此,我们从理论上提出比较转移和失业变动对总产出相对影响的判定公式,即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带来的非农产出增加,是否能够抵消该转移造成的农业产出减少及失业导致的非农产出减少之和。如果抵消且有余,则转移对总产出影响更大;若抵消不足,失业的影响更大。通过把判定标准简化为具备可操作性的经验公式,并把这个标准应用到美国和中国后发现,失业对战后时期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大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影响远远大于失业的影响。因此,面向中国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应当更为重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通过构建C-D生产函数考察劳动及资本要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而分析劳动的边际产量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结论：长期的高机会成本使粮食种植的劳动力投入持续减少,已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而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其规模化生产难以实现,从而使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来提高粮食生产率变得困难,这造成了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建议：近期内采取措施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以吸引部分青壮年留在农业;远期则需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消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以通过耕地的规模化生产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保证粮食安全.     

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市场因素

运用投入定位距离函数将16家银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效应和规模效应,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最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应负相关;贷款市场上,相对市场势力,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存款市场上,相对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存款市场,国有银行市场势力高于股份制银行,贷款市场刚好相反。     

福建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的成效、困境、机遇与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公共事业发展快速,但资金、劳动力、土地资源的稀缺与配置效率低下,仍然是限制农业与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的积累、政策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重视、两岸直接"三通",为福建省农业与农村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增加支农资金投入,创新农村金融政策;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实现规模经营;发展多功能农业,保护资源与环境;规范新农村建设规划,促进可持续发展;创新农地使用政策,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等政策选择,将有利于福建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绿色信贷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当前,绿色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而绿色信贷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此,以中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绿色信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在经过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工具变量检验后仍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机制研究表明,绿色信贷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生态研发效应,间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等。同时针对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发展绿色信贷,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FDI、对外贸易与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来自江苏的证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必须理性考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于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FDI和进出口总额对于江苏县域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对于江苏县域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额和进口额对江苏县域技术效率变化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江苏县域技术变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口额对江苏县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进口额对江苏县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江苏县域要在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同时,做好优化升级和自我提升两篇文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视角下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分析

取消农业税作为中国农村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本文首次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对其政策效应进行分析。通过观察中国宏观层面的农劳比指标变化,结果发现:2004年开始取消农业税以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明显加快。我们选取1999—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方法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了取消农业税对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明显,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推测。我们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期,为从供给侧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可从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着手,继续推进农村经济领域的相关改革。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长期投资与农业环境效率

农地产权结构决定农户利用资源的方式进而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那么它是如何影响农业环境效率?通过理论分析和面板估计发现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均能够显著促进农地长期投资的增加。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维性,既有直接的"产权—环境"效应,也有通过农地长期投资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农地使用权对农业环境效率的直接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其通过农地长期投资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负向的直接影响大于正向的中介效应,从而使得其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总效应为负;农地收益权和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也有通过农地长期投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中介效应,从而使得其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总效应为正。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选择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农业是乡村最大的产业,较高的农业生产率是农业产业振兴的基础和保障.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推动因素主要为技术进步效率,但近些年技术进步效率增速呈下降趋势,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也有所退步,公共财政支持政策已成为世界各国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确保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工具和手段.从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时期和区域效应来看,财政支农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显著,但需要明确支持重点、优化支持结构.为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效率,要逐步加大粮食主产区工业化成果向农业转化和应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职业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农民职业技能,适度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动农业向纵深发展,实现农业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可确保农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