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性专断的工具——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疯癫作为一种精神或行为现象,它的历史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之间交流、争斗、冲突、断裂的历史。自中世纪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理性以道德作为工具对疯癫进行排斥、压制。     

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福柯立足人性、权力、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知识考古学等多层面,深入分析了疯癫的内涵;指出疯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和底线,疯子和正常人无严格界限,他们应享有人的权利.人们不应该监禁、关押、处罚或歧视疯子,疯癫是一种生命力,许多天才人物的发明创造都与"精神错乱"相关.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和真理,疯子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往往更真实.很遗憾现代文明一直在扼杀疯癫.其实,背负各种罪名的疯子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社会及其权力话语.     

古典时期疯癫的面孔

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发现,疯癫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逐渐收敛了自身暴烈的狂力,最终成为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欧洲古典时期,疯癫不再是理性的对等和补充,而只是与卑贱的身体相联系的非理性,是一个理性分析和管理的纯粹客体。在理性的注视下,疯癫呈现出三种面孔:谵妄的激情,无所事事的邪恶,狂躁的兽性。所以必须将疯癫隔离出现实的世界,在禁闭所中用各种手段让疯癫脱离其纯粹的主观状态而回到现世中,回到存在的坚实真理上来。     

眩感和日光：现代社会的疯癫诸相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展示了西方社会三个阶段的疯癫状态，随着理性化的不断发展，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探究的焦点。笔者借鉴福柯对疯癫的理解，发现“眩感”和“日光”正是现代社会非理性与理性的特征关系，并试图分析当下社会中狂躁症和忧郁症、权力暴力运作、精英阶层的规模化外迁等疯癫诸相的状态，以探究社会行动结构的发展。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通过权力话语实践，非理性的疯癫诸相将逐渐趋于消失。     

疯癫与理性的对话

本文从分析福柯研究历史所用的独特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入手,通过考察福柯对人类社会中疯癫历史的真实再现,揭示了福柯对历史理性的颠覆和对传统历史观的瓦解。文章最后认为,福柯倡导一种否定事物的本质起源,并强调间断性和个性化的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西方文学中的疯癫现象研究综述

基于西方哲学中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日益激烈，以及现代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原因，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疯癫形象及其研究日益增多。国外研究中性别疯癫研究、男性研究逐渐取代女性疯癫研究，断代史中的疯癫研究成果丰富，少数族裔研究成为特色；国内多隐喻研究和女性疯癫研究，同时在理论运用、研究深度以及研究文本创新方面存在不足。针对国内研究现状，需要加强男性疯癫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此外尝试运用新理论进行文本阐释。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权力、主体、存在:《李尔王》中疯癫意象新解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最具争议的一部.对李尔王这一人物的解读无法绕开疯癫这个构成李尔王性格主要特征的话题.然而,人们对李尔王疯癫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哀叹他的悲惨命运或批评他的性格弱点等层面,而忽略了疯癫与李尔王作为个体的命运之间所具有的深层联系.借助现代哲学关于权力、主体、存在的相关理论对李尔的疯癫进行深入的剖析,我们才能在李尔愤怒的咆哮中分辨出莎士比亚对我们的劝诫.这正是《李尔王》对现代人的意义之所在.     

贾平凹诅咒了什么——析《秦腔》对乡土神话的还原与告别

《秦腔》中的"清风街世界"以对生活流的现象还原化写法而告别了1980年代的"商州世界"的理念化写作.疯子引生是贾平凹美学理想追求的化身,也作为土著疯癫叙述人不同于其以往的过客还乡者叙述人,《秦腔》以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来叙述无法归纳的乡土世界.《秦腔》对以往的乡土崇拜、女性崇拜、知识崇拜、灵异文化崇拜等模式的回归只能是半截子的回归,它在"泼烦日子"的现象还原中实现了对这些模式的消解.     

重新审视历史进步观念

西方知识传统中的基本哲学假定,即宇宙伦理意义的确定性,在19世纪崩溃了.作为历史运动的科学解释,作为一个普遍观念,进步观念遭到质疑.然而在特定范围内,人的行动能够创造更为合理的条件,进步观念仍然存在理性的基础.撇开其充当的关于历史本性的认知理论的角色,进步观念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伦理假定,它理性地或信仰地认可正面价值的真实性与理性行动的意义.     

简论历史理性与历史叙事

18世纪末以来,康德为历史理性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们关注到对于历史的认识乃是基于各种前提假设,历史理性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反思性力量,首先表现为对前提假设的自觉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使用日常语言的学科,日常生活中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为历史理性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自觉、常识和效率分别对应于认识中的主体、经验和表现,它们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基本要素。具有历史理性的史学家,在其历史叙事中,对于各类前提假设有着充分的自觉,并且擅长于运用现实经验中获得的常识和历史经验形成类比,也藉此将自我对于人事的普遍性认知有效地传递给读者。     

维柯历史哲学中的“神意”概念探讨

对维柯历史哲学的准确理解和恰当评价,仍是维柯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他以宗教神意史观的核心概念"神意"作为他的历史哲学的前提和基础概念,对这一概念又给出晦涩含混的表述,因而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成了恰当评价他的历史哲学的关键问题.维柯的"神意"概念实际上所表明的是历史理性;这种形式的宗教神意史观与实际的哲学理性史观的特点,具体表现了宗教神意史观向哲学理性史观的过渡;他的历史哲学是哲学理性史观的第一个历史形态.     

自我主体的归来与流放--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意义符号,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一次经历巨大转换的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获得了出场机会和言说权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书写自我和社会的文化符码。它的出场及其话语变迁,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做为个体的自我在巨大社会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认知和认同紧密相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史,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理性"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理性化

本文从人类关于"理性"的认识史和人类的活动史两方面考察认为一方面,"理性"的内涵不断地被历史化、实践化;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不断地被理性化.在历史理性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解决的关键,恰恰是要建立一种彻底历史化了的理性观,即广义的实践理性观.     

论科学发展观的致思路向

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是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这一发展观的生成在现实性上有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其思想脉络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进程的光辉展示,具有逻辑的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从方法论看,又在实践基础上生动地实现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历史的、具体的有机结合,在尊重和奉行科学理性的前提下,贯穿着对广大人民及其根本利益的深切关注和全力维护.     

论黑格尔历史观的双重维度：理性与自由的变奏

黑格尔是近代历史哲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明确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之为哲学的历史,本文则立足于理性与自由两个重要维度,对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深入阐述,意在揭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深层内涵：即阐明历史是合乎理性的历史,而且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到历史的内在本质,但在黑格尔这里理性是思辨的理性,历史是在各种本质的规定的联系中的有机统一体,他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区别于知性的把握历史的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目的论思想,赋予了历史的理性以内在的目的,即自由。历史在黑格尔这里是历史理性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的自由的实现史。自由是历史理性的内在目的,而理性是作为自由实现的必然性过程展示。理性与自由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实现了内在统一,二者构成理解黑格尔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从《白鹿原》中三个人物的疯癫看作者对儒家文化困厄的反思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文学作品,作者以展示民族的秘史为自觉追求,为读者描画了一幅幅传统中国礼俗社会生活图画,刻画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族长白嘉轩、白鹿书院朱先生,以及反抗旧秩序的新女性白灵等自不待说,小说还塑造了三个震撼人心的疯癫人物——鹿冷氏、鹿三和鹿子霖.虽然他们疯癫的原因和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疯癫共同指向儒家思想的负面,为辛亥革命以来儒家文化的困厄揭示了原因.     

意识流与疯癫之哲学新解

目前学界对意识流语体的解读多数止于对意识流语体语言现象的直接分析,很少关注到意识流和疯癫之间的哲学关系,这样分析的结果往往导致分析止于"皮"而未触及"骨".米歇尔‘福柯的巨著<疯癫与文明>给意识流的纵深分析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概念.本文试图从历时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意识和疯癫之间关系进行全新的解读,从而给出其存在的意义、必然性的全新诠释以及揭示隐藏于意识流之后的独特魅力.     

青年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深刻批判了近代形式理性的物化结构.卢卡奇认为,近代形式理性是一种反思的、历史的和总体的理性,它是以认识论表现出来的本体论.思维遇到既定性的、非理性的事实,使近代哲学陷进主客体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实践、艺术、历史、文化等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是在更高层次上说明了它的不可解决性.卢卡奇利用总体性辩证法,揭示了具体历史的内部结构.他把"主体-客体"的认识模式从空间结构维度推及时间历史维度,以主体性原则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构建,从而超越了形式理性的二律背反.     

后现代公共性的非规范场论

现代性的公共性是秩序的完备化叙事,"尊严"与"规范"成为公共性的基本范畴.后现代的微扰效应引起了公共性从规范场向非规范场的转变.后现代人类对游戏、权力和疯癫的三重苦恋,不过是失去"崇高"精神的意志低回.也许非规范场能够导出一个更自由的世界,但后现代的历史两难却把自由带到了更疯狂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