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天演"进化论对近代西学的选择与汇释

严复的"天演"进化论曾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最具价值的创造应该是对近代西方学说的选择与汇释.严复选择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为了建立"天演"进化论的科学基础,选择斯宾塞、赫胥黎社会学说的重要目的就是认同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的意义,为"天演"进化论的核心观点提供基本内容,以迎合当时救亡图存和启蒙社会的需要.严复对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三家学说的汇释成为了晚清社会启蒙思潮的理论界石.     

晚清传教士与进化思想之修正——以《人学》翻译为中心

辛亥革命前（1910年），传教士林乐知将李约各的The Making of a Man翻译为《人学》，以批判斯宾塞将自然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人学》以基督教思想修正严复等译介的社会进化论，体现了同为美国传教士的原作者和译者对中、西不同社会现实的不同回应：林乐知改变原作的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立场，规劝中国弃独求存，即以基督教的群取代排外的“独”，而严复译介《天演论》的目的是接受“弱肉强食”理论，激励华人变弱为强。通过对李约各The Making of a Man和林乐知《人学》的对比分析，可见辛亥革命前，在西方进化思想译介东土、渐得人心之际，在华传教士以《人学》翻译修正进化思想，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给予自己的回应。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从梁启超对尼采的批判看其启蒙思想

梁启超作为我国现代启蒙时期的思想先驱,是较早把尼采介绍给国人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本文论及他1901年在<新民丛报>上提到尼采的两篇文章,以及他在1919年<欧游心影录>中对尼采的论述.梁对尼采的关注是与他对西学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尼采"极端强权论"、天才优先论及个人主义等观点的批判反映了他早期的社会进化论、"群治"等核心思想,以及他后期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梁对尼采的批判性介绍也折射了他的启蒙思想中对西方文化谨慎取舍和保守的一面.     

吸收与创见: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受各种因素影响,前后变化明显,而且涉及的层面和内涵也不一样。作为一种认识论和发展观,他的进化论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吸收了"公羊学说"、西方"进化论"等思想的合理内核,又经由对日本、美洲、欧洲等社会的观察和认识,融会贯通。他的思想形成的路径,揭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心灵的阵痛和调适。     

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研究

本文论述梁启超思想中的“进化论”,决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内在差异恰恰体现出中国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进程。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及中国国情

过去，笔者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给予过关注，首次在著作中涉及这个问题是在２０００年初版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一书，谈到影响美国２０世纪初发展的思潮部分。我在书中表达的意思概括起来是：１９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斯宾塞的理论听任社会沿着弱肉强食的道路发展下去，美国就不会有今天，或许早已引起革命，或许在某个时候经济崩溃。事实上，另一条线，对于不平等的批判和主张政府抑强扶弱的理论一直存在。它…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