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

一、孔子的无神论思想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孔子的思想中具有无神论的成分。王友三先生提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孔子与墨子、老子是无神论向理论形态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他们提出了本质上同神学对立的人本与自然为本的命题,“而人本与自然为本的思想,乃是通向无神论的两条根本途径,当人本与自然为本的思想一旦挣脱神学的羁绊之后,就完成了向理论形态的过渡。”我们说孔子是个无神论者,那么,孔子对鬼神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季路曾向孔子请教事鬼神的问题,孔子答道:     

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刍议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精萃者，乃是朴素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孔子对鬼神之说颇有保留的怀疑、宽容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主流社会的思想倾向。荀子、王充、范缜等思想家不断点燃了无神论的智慧之火。宗教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     

孔、墨战争伦理观之比较

同本于济世安民、解民倒悬的宗旨,孔子、墨子皆反对战争,但不一味地反对一切战争,只是反对非正义之战。在这种相似背后,二者对于战争的伦理思考又有着巨大差异:孔子贵"仁"、尚"礼"而非战、慎战,墨子贵"兼"、尚"利"而非攻;孔子以合"礼"为正义之战,墨子以合"利"为正义之战;孔子尚"勇"结合儒家之"仁"、"义"、"礼"、"智",墨子尚"勇"结合墨家之"仁"、"义"、"智"。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扬弃孔、墨的战争伦理观,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战争伦理观、指导军事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     

孔子与季氏交往探析——以"僭越"为线索

春秋礼崩乐坏之世,政治生活显露出残酷的一面,普遍的僭越乃其表现形式.及至孔子所见,乃"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之乱世.如何匡正僭越,使政复归于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孔子与僭越者--季氏的交往是其正政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是德位分离之后哲人如何与现实政治世界打交道的问题.僭名越位即是德位不相称,孔子之正名即是欲复德位之一致.然而,孔子的现实身份--与生俱来的"名分",却制约着其匡政的功效.鉴于季氏的"僭越"形象,孔子与其交往便被赋予更多微妙的意涵.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孔子未曾有如季氏等当政者之僭礼越分的行为,然其"思"及由"思"所可能触及的"行"是否僭越却是个隐藏着的问题.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考论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侍坐"发生的时间与孔子"与点"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两个问题.以"侍坐"发生的时间为切入点,考证"侍坐"不可能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也不可能发生在孔子晚年归鲁之后,具体当发生于孔子教育生涯前期的最后两年,即孔子四十八九岁时;并由此动态地把握孔子"与点"的原因,"喟然与点"是"与点叹己"与"与点与已"交融的复杂体验,是对曾点的关照,更是对自己生命的反思.最后,试图解决孔子"与点"这一文化史上的悬案,真正领悟本章的主旨,非"与点",仅"各言其志".     

庄子与孔子境界论比较研究

境界与实有相对,它表达人们对于现实及人生的基本态度,是对人生价值及意义的判断与确认之后所达到的心灵意境。从境界论看,孔子的人生最高境界旨在寻求心灵之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天人合一"之精神;庄子寻求"天人合一"的逍遥境界亦以人之心灵、精神的自由超越为第一义,庄子和孔子都内求于心灵,以"通"为最后的境界回归。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内直与外曲;2.虚、静;3."通"境,进而来解读庄子与孔子思想中的境界旨趣。     

论孔子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非常重要的范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天道"观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要真正认清孔子的"天道"观实质,必须结合孔子生活的时代及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及其礼学发展传承.孔子继承了周公以来的重视人道,天道与人道互相结合的观点,对"天道"观重新做了阐释,认为"天"首先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物质实体,并不相信"天命"的先天决定性,把周公的的"天人之际"发展为"人人之际",以仁德来教化民众,以"礼"来安排人与人的关系,创立了儒家学说,即所谓经学.新"天道"观是孔子创建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孔子的"天道"观不是崇尚宗教人格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伦理之天、道德之天,这就是孔子"天道"观的实质.     

虞、夏、商、周的孝悌文化初探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表明孝悌之道是尧舜以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考古代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尧舜时期已有孝悌萌芽,夏代有忠德流行,商代则是悌道大盛,周人比较全面地形成了孝悌风俗,这些都是孔子系统孝悌思想形成的历史资源.孟子说孔子乃"集大成"者,其于孝悌思想亦然.     

孔子说“愚”

汉代以来,学界对<论语·公冶长>第21章中宁武子之"愚"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佯愚论"和"真愚论"两大类.正确理解此"愚"字的内涵,是正确理解孔子思想的一个关键.综观<论语>中,孔子六次以"愚"论人的事例,"愚"有三层内涵:一是不知权变之真愚;二是权诈;三是权变.宁武子之"愚"属第三种.孔子对宁武子之"愚"的赞美,体现了孔子的经权观,这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寓“ 性” 于“ 用” ：孔子独特的诠“ 性” 方式

《论语》中直言"性"字仅二处,学者多以子贡以"性"与"天道"对举,解此"性"为"体性";孔子以"性"与"习"对举,解彼"性"为"习性"."体"表本体,"习"表行用,虽皆为言"性",然"体""用"有异,因此解析孔子"性"论者,自古见解各异,难得统一.若从孔子的时代背景及文化目的性切入,可知其依"体以发用"之"文",践"用以显体"之"习",归"体用一如"之"心",孔子将"性"寓于"文""习""心"之"用"中以诠释,不仅奠定了其诠释文本的基本范式,精传了文本意涵,还成功地把时哲对"天文"的关注转向了对"人文"的重视.究其文化目的性,无非为救时之弊、以下学而上达.     

试论王栋实学致用的经世观

王栋把经世看成是一种"家法"。他的经世家法说实际上是实学思想的反映。王栋十分看重儒学的经世作用。同时王栋主张讲学经世,他认为《论语》《孟子》之书是真正的人情事变切实工夫,是一种经世济用之学。王栋反对悬空论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详细分析了历来学者对知行关系的看法,认为知与行两者复杂关系的形成实由于"德性无假于见闻,见闻不离于德性"的交错变化而成的。于是,他对知行的种类作了详细考察,强调"心悟而身体",并把对良知的体悟看成是行的前提和关键。     

布莱希特和孔子

如果仔细梳理20世纪20至40年代布莱希特和孔子及儒家的关系,便不难发现一条怀疑与褒扬交错并行的发展轨迹。20年代中叶布莱希特最早开始注意到儒家哲学作为道德和生命哲学的务实的一面。布莱希特和儒家的关系也同他与墨家的关系具有内在联系。布莱希特对孔子及其学说兴趣浓厚的集中体现则是他40年代创作的教育剧《孔夫子的一生》。通过对布莱希特近三十年吸收借鉴孔子及儒家思想主要情况的考查,我们有理由认为,孔子及儒家对布莱希特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尽管布莱希特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表现出实用主义色彩。     

扬雄教育思想发微

扬雄,西汉大儒,一生著作颇丰。扬雄以儒家正统传说为思想归向,强调自己以孔子为师,“治己以仲尼”,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孔子是不可超越的,相反,他主张学习是无止境的,儒家学说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正是由此,扬雄对孔门十哲的评价是贬大于褒,把他们湮没不闻的原因归结为只“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     

试析康有为变革思想的儒学特征

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大师,自小深受家学、师学的影响与熏陶,再加上其博学多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儒学根基。因而,在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中透露了较强的儒学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坚持儒学的主体地位;在变革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将治经与变政结合起来;在尊崇孔子的基础上,对孔子形象进行重新塑造。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曾国藩“汉宋兼采”及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力侵逼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曾国藩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倡导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使得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先河者。     

“仁德”与“玄德”之同质异向——先秦孔子与老子“德”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德”观念既是政治上的重要观念,同时也是哲学上重要的概念。周人提出“明德”观念,将商人所重视的“鬼神”“上帝”观念拉回到现实中的民生世界、道德世界。然而,随着历史时空流变,“明德”观念趋于固化而难继“坚明”,礼乐制度随“德”的观念一同趋于瓦解。为解救周代“德”观念之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分别朝向“仁”与“玄”的不同方向拓展深入。他们或发掘“德”的深邃内涵或改造“德”的内涵另赋予其形而上特质。虽然老子“玄德”与孔子“仁德”不同,属于异向度地对周“明德”观念的发展,但他们的“德”都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化的礼乐规范;相反,均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重视——孔子主张以“仁”释“礼”,老子则脱离开僵化的周“礼”表象而旋转深入显露出了“慈爱”的柔软质地。     

论《随想录》中的儒教“宗教人”形象

儒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由于它的隐蔽性很强,尽管"五四"先驱者就已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对儒教的宗教实质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是在经历了"文革"的教训后才若有所悟,这一点在巴金的晚年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解放前,巴金无情地批判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解放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为了无神论时代典型的"宗教人"之一。解读《随想录》,可以发现,无论是觉新还是巴金,他们的精神世界都与儒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不容易被发现而已。     

孔府的自然物信仰

孔府的自然物信仰主要包括祭北斗和祭日晷。祭北斗仪式与恢宏隆重的祭孔仪式相比,简而又简,且被特意遮蔽掩盖,显示出孔府把不属于儒家思想体系的文化信仰遮蔽起来,以示圣裔独尊儒家文化,尊崇隶属道教范畴的北斗信仰,实质仍是维护儒家思想。祭日晷此独特的信仰方式,更深层面地反应了孔府自视傲于封建王朝之上的心态。孔府对于诸多自然现象、自然物的信仰与敬奉,是孔府维持神圣地位不懈努力的具体表现,皆是以孔府自身的切身利益为旨归,只是某些敬奉的方式因朝代的更换而有所变动,其信仰并未摆脱实用功利性色彩,凸显出崇儒重道的文化实质。     

孔子《论语》与口传文化传统

孔子被二千多年的文明史塑造为书写的圣人和教育家,他其实是保留在华夏书写文明中的口传文化最后的大圣人。《论语》绝非孔子“著作”,而是口头教学情境的活化石。“述而不作”的信条中蕴涵着异常深沉的口传文化价值观。孔子对音乐和诗歌的极度偏爱与推崇都体现着他与远古“圣”观念的契合之处。作为对话录的《论语》是口传文化的学习方略和“圣”的人格境界的最好见证。     

大学之道——浅析孔子治学思想

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他通过毕生的教育实践,对我国乃至世界教育事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些教育理念至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本文就孔子治学之道、教育纲领、大学人才培养的程序和教育之道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希望能唤起人们对大学之道的思考,使当今大学能够在社会的急功近利中始终坚守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