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谶兆文化中的“五色”信仰

笼统地说,"五色"即指"五彩"。"五色"信仰在中国古代谶兆迷信中占重要地位,主要以五色云、五色水、五色鸟、五色灵芝、五色笔等形态出现在物兆或梦兆中。"五色"信仰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从这一学说引申出来,"五色"不仅成为祥瑞的象征,还可以代表个人的尊贵。这一信仰是其他单色信仰所无法匹敌的。     

试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三个先锋队”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从"两个先锋队"的统一向"三个先锋队"统一的转变,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先进性的延伸、拓展和发展,它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的转变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和党的最高纲领的需要,是解决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必然结果.     

"辞达"说的里程碑——苏轼"辞达"说论析

自从孔子提出"辞达"说之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在对"辞达"说纷然的阐释中,苏轼的观点全面而又深刻,显得非常突出.堪称整个"辞迭"说解读历程上的里程碑.苏轼所标举的"辞迭"说.包括标准、内容、基础、形态等几个方面,其地位和作用是历史性的、承前启后的.     

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和指挥中央苏区军民连续4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夺目的一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由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加上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过于强大,致使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过去了近80年,但用鲜血换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引以为鉴.从中所得出的有益启示,有助于把我们党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简论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20世纪初形成的"江浙金融财团"是江浙财团的核心,在近代上海经济以及全国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其所依托的上海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远东金融中心地位,为江浙金融财团的崛起提供了优越的地利条件;二、近代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三、著名的"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发挥民主党派在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共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民主党派作为中共的友党、参政党,应充分发挥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作用.首先是桥梁的作用,民主党派将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团结在中共的周围,使中共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以真正落实;其次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过程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提高中共的执政水平.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包括"革命正统"观念、"革命策源地"思想和"均权共治"主张.它是拥有辉煌历史和地位的广东人士在革命和权力的中心地位双重跌落后形成,并因派系斗争而强化.它既包含广东人对革命正统和某种政治理念的维护,又常成为派系斗争的政治资源,对广东及全国局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必须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农民增收难问题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解决不仅有利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快速、稳定发展,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借助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在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体系中,农民处在只能被动接受分配结果而不能参与分配决策的弱势地位,这是我国农民增收难问题的根源所在.因而,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决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论"铁血政策"成功的原因

在德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地位十分重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发展方向.作为19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铁血政策"能够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普鲁士非常有利,外交政策极其成功,又有国内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俾斯麦个人的一些特点也产生了不小影响."铁血政策"所进行的事业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它能够较顺利的通过武力和战争去统一德意志.     

从清代诗选看诗歌选本的批评功能

选本具有衡鉴、评定的功能.选家必须在个人审美偏好与诗坛风尚、在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中找到最佳平衡点,所编定的选本才能起到树立权威诗人、确定经典诗歌的作用.优秀的诗歌选本从实践层面上将选家的诗学观念具体化,并与诗文评、诗文创作等一起,构建选家的诗学体系.清代诗歌选家编定选本的最终目标的是影响时代风会,扭转诗歌地位下滑的局面.在清理古代诗歌的同时,一些选家也编定了大量"当代"选本,这表明选家有意识地将"当下"的诗歌创作纳入诗史传统之中,为"当下"文学的存在、发展寻找最恰当的逻辑理路和文化支撑.     

论“比兴”解诗及其历史命运

"比兴"阐释模式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和亲和性的特点,为各种"误读"提供了解诗的方便.将<古诗十九首>视为"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的"政教比兴"是功利性的有效"误读",这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占据整体文化语境主流地位的必然结果,<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也由此而成就."比兴"的政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不仅遮蔽了诗歌文本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而且造成了中国诗学的经学化倾向和经典化的"误读".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刘备、宋江和唐僧“主弱”形象的文化传统成因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都呈现出"主弱"模式.不论是作为蜀汉集团领袖的刘备、水浒英雄组织者的宋江,还是作为取经集团领袖的唐僧,均表现出这一特征.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既然刘备、宋江和唐僧平庸无能,那么三著的作者为什么让他们居于集团领袖地位?既然这三个人物分别为所属集团领袖,作者又为何把他们塑造得平庸无能?从上述问题入手,本文主要从文化传统中"尚德"精神的作用(着重回答这三个人物既然平庸无能,为什么位居集团领袖)和宋明理学"醇儒"人格理想的作用(着重回答这三个人物既为所属集团领袖,作者又为何把他们塑造得平庸无能)这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篇章--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时代主题的连续性和理论主题的一致性,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时代特征和国内环境的新变化,理论主题的新开拓,又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两大理论的科学体系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深入开展"三队"活动

周口市公安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以"保稳定、保平安的工作队,讲法律、讲政策的宣传队,送温暖、办实事的服务队"为主要内容的"三队"活动.本文论述了周口市公安局是如何开展这一活动以及开展这一活动所取得的成绩的.     

"目的论"与"信达雅"——中西方两种译论的比较

"目的论"和"信达雅"分别是中西翻译史上最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文章通过对这两种翻译理论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来讨论它们各自的特点."目的论"是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而严复的"信达雅"是更倾向抽象的、模糊的、带有一定主观性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追求忠实性、译文的连贯性和遵守读者适应性等方面有相似性,但在理论系统性、翻译标准和译者地位等方面却有较大差异.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从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经历了在实践标准基础上提出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丰富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环节.本文试对这三个标准的确立进行一个回顾,分析三者之间的联系,并探讨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问题

"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在当代,这种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展国家与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日趋加大的态势.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是在外部力量强迫下启动现代化的,其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起初并不产生自内部,这使得在其发展之路上出现了诸多错位与失衡现象,面临着现代化的先行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两难窘境.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永久的先行军与落伍者,沧海桑田,跨越、赶超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式发展更具备了内在根据与外部条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实质上就是其自觉选择和建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把握历史机遇、缩短发展过程、尽可能减轻发展代价、加快发展节奏的现代化实践,在当代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史上的鸠摩罗什

中国佛教史上著名译师鸠摩罗什对于大、小乘教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均有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他全面传译当时外来佛教大、小乘"三藏"重要典籍,符合中国学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精神,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其"中国化"进程.他的译场更开创自由讲学之风,他的讲学纪录形成佛典义疏这一学术著述新体裁,他和他的弟子开始使用"教相判释"这一整理学术体系的方法,他所翻译经典达到高度艺术水平,这些不仅是佛教史上的巨大成就,对于拓展学术视野、丰富学术方法,对于推进整个文化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