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从此 ,实现工业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     

我党关于工业化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实质、核心和首要目标。建国后,我党历届领导集体都针对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对我国工业化建设进行了全面地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论新型工业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进行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擘画,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引擎和基础,推进新型工业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发展动力,如何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是一项重大论题,具有重大意义。新型工业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着力点、战略协同性和过程包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正确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着力点,持续推进制造业的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的转型升级,大力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根基。二是高度重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协同性,通过促进城乡、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新型工业化战略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性,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三是持续提升新型工业化的过程包容性,充分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重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以包容性的新型工业化战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国情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

毛泽东基于本国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模式所进行的探索和设想,尤其是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体制和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以及关于中国实现赶超战略的新思路,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在我国和其它迟发展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上闯出了一条新路。毛泽东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都是十分珍贵的财富。一、国情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体制的探索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从现代化角度而言,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体制的选择。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和实践表明,任何一国的现代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或发展体制)背景下展开的。在构成现代化模式的诸因素中,社会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     

论毛泽东对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五大突破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吸取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速度、资金来源以及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突破了斯大林工业化模式。毛泽东这种突破不仅为我们在新时期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而且为我国在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具有一致性的特点。同时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邓小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两位领导人对共同富裕的探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现代化中的人文与社会发展

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依据时间座标、世界现代化进程座标、社会体制制度座标，中国现代化要实现的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超越，经济发展和人文、社会发展的双重超越。从中国的社会存在、现代化目标及国际的经验出发，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必须高度重视人文的社会发展，保证经济与人文、社会发展的相对平衡。     

试论毛泽东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美好愿望和理想追求。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业化体系 ,分析了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充分利用的有利条件 ,从多方面进行探索 ,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分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产业和区域方面的分别表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协调表现为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为此,“十一五”期间,中国应该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来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试论初级阶段的工业化

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课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的有关问题,是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工业化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出发点和归结点,根据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共同特点和规律,     

试论中国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因及其当代价值——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个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的“治世”时期。当时的统治集团能够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从而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古代“治世”时期实行的经济措施,主要有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开垦,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厉行节约等等。认真分析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因,对于现今我国农业的发展乃至新农村的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促进农村产业的多样化;在坚持土地承包制的同时,运用多方力量,完善农业生产的各种设施,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同时,应加快面向农村的各项制度改革,多管齐下,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全球化经济浪潮中的中国品牌战略

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正波及世界,无一国家能置身潮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品牌"的"价值"之争,已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种经济大格局中,坚定不移地推行有中国特色的品牌战略,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保证。     

论"中体西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体西用”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指导了晚清的三次现代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中体西用”也存在着一定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早期现代化的深入。     

以科学的发展观审视北京的城市现代化水平

北京提出 2 0 0 8年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如果单纯从经济发展的指标看 ,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但从科学的发展观来审视还存在不少问题。文章重点从郊区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来说明 ,北京在贯彻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要解决。北京距离实现现代化、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民国西安经济转型的动力与结构分析

民国以降，西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受到制度和抗战沦陷区经济大转移等外力因素的剧烈影响，短期的外部赋予给西安经济注入了活力，迅速改变了当地经济的落后面貌，这对西安经济结构的改造具有重要影响，但对外部因素的过度倚重，形成国防、军事统制企业生产，手工业为核心工业体系，消费工业为主体诉求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低层次、同质性显著。在经济转型和结构发展中，西安近代化凸显了制度强化经济发展的作用。     

义利观转换与公有制兴起的思想基础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义利观的转换来实现利益原则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义高于利是正统看法,不过仍然重视公利,认为其高于私利。于是,在晚清国家生存竞争过程中,追求国家富强这一公利成为中国思想界新的"义",从而经由"公利"的过渡,完成了义利观的转换,实现了利益原则的合法化。作为追求"公利"的手段,公有制也因此获得在中国兴起的心理支持。而公有制之所以被视为追求国富的手段,是因为它在此时受到了三种经济思潮的综合影响:国家掌握财富的传统经济思想、动员储蓄与实现快速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学思想、消灭私有制以超越现代化弊病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三种思潮的合流,成为支持公有制兴起的思想基础。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贡献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 ,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实现了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的转移 ,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政策 ,使我国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绘制了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蓝图 ,推进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向纵深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的日本公民道德教育及其启示

日本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现代化国家，日本政府对公民道德教育始终如一的重视为其国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保障。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公民素质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应借鉴日本公民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促进当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     

A Natio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roperty rights have multiple attributes, and these are correlated with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 property rights have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maximizing efficiency and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rights protection, but in China, they also have a strong social character.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se functions interact with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When the state’s ability to supply public goods is relatively weak, property rights take on more of a social character, meeting public demand for welfar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en the state is better able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lessens as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grows.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property rights wa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China, as a huge agrarian state, to realize “governance through ina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the secret key that could break the code to the millennial continuity of Chinese agrarian civilization. Reforms includ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after 1949,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household contracted land, with a focus on the latter),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household contracts and revitalized land management). These changes constitute a process in which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growing while their social character has lessened under condition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其中单位制的变化在整个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单位制原来得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已经消失或正在消解,这种消解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以价值理性为主导走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过程,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