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中政治讽喻的运用:《牯岭之秋》的实例研究(节译)

《牯岭之秋》:历史与小说之实例研究《牯岭之秋》是未署日期的一个短篇小说,最初连载于一九三三年的《文学》杂志。在一个脚注中,茅盾透露这篇小说原有九节。但五至八节“写成后,过了一夜,不知怎地,忽然不见了”。茅盾说,“要是我肯找,或许找得到的,然而我不曾找。重写罢?不高兴了。”他所做的只是把原来的第九节移为现存结尾的第五节。阅览现存的《牯岭之秋》,人们会产生不连贯感,这是可以预料的。由于缺短了几部     

论丁玲陕北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

陕北时期,丁玲在繁忙的革命实际工作之余,也努力创作,写下了多种体裁的文艺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共十篇。对丁玲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写的这十篇小说,我们在注意它们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所反映的历史内容的复杂性时,不难从发表的时间上找到1941年这条基本界线。即1941年发表的三篇小说(以下简称“后三篇”)和这以前发表的七篇小说(以下简称“前七篇”)有着明显的差异。差异的出现,从某种意义     

知识者的自我寻绎──解读徐言于早期小说的另一维度

在现代文学史上,1943年曾被称为“徐言于年”。徐言于小说的意义在于他以“俗本”的故事为凭借,以“雅本”的生命哲学思考为寄寓,最终所指是青年知识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自我价值的找寻和肯认。从他的小说可以寻绎那个时代知识者的人文理想和文化精神。     

启人深思的艺术形象——评祖慰的短篇小说《蛇仙》

读了转载在一九八○年第四期《小说月报》上的《蛇仙》这篇小说以后,觉得主人公是一个启人深思的艺术形象。人是社会的中心,是生活的主宰,在文学作品中只有认真地写好人,写出人的鲜明艺术个性,才能真实、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生活的本质特征。《蛇仙》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韩宝全“这一个”鲜明的艺术个性,通过他真实地反映了“史无前例”这一历史时代的某些特征,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 韩宝全是一个既受人爱戴,又令人可怜,可敬又可悲的阿Q式的人物。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韩宝全十一、二岁上就跟着爸爸同带有化学武器的毒蛇争高低了”。“他有一手捕蛇、医蛇伤的高超绝招;有“慷慨助人的善良心地”;有“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忘我精     

《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中的双层情节结构刍议

1935年8月19日，海明威在致伊凡·卡会金的信中对短篇小说的成功与否作了这样精辟的诠释：“如果你写了一篇又强又烈又含蓄的短篇小说，人家读了就象读了一部长篇小说似的，那么，这部短篇就能持久。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经久不衰的”。①海明威不愧为小说名家，他对短篇小说的阐述可谓入木三分：包容着长篇小说那样丰富内涵的短篇作品才能真正令人回味无穷。《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是海明威短微小说中的精品。其博大精深的内容主题．严密紧凑的情节组织，淋漓尽致的人物刻划等等都表明这是一部“显示了海明威几乎全部的优点”“…     

时代的意中人,“新娘”娜嘉——兼谈契诃夫小说的印象主义叙表方式

俄罗斯作家安东·契诃夫带着他那特有的忧郁又讥刺的微笑,从十九世纪深处走来;他终于跨越了“世纪的门槛”,创作了堪与新世纪相称的作品,那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契诃夫绝唱”的《新娘》。《新娘》这篇小说就其内容所体现的基调而言,迥异作家的早、中期旧作,在这篇小说里欣悦取代了深深的忧郁。与此同时,《新娘》这篇小说还体现着臻于成熟、完美的艺术表现方法,即具有印象派绘画、印象派音乐特征的印象主义小说叙表方式。卢那察尔斯基称契诃夫为“萧索时代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呈现出俄国亚历山大三世时代腐败环境中的、倏忽流逝的万千印象。契诃夫以艺术家的敏锐,反映了粗野的资产阶级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步步进     

《故事新编》文体新探

(《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他的作文,却没有……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 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鲁迅 读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它情节简单,描写不多,人物形象也是“速写”式的,并不丰满,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同时,如果不结合注释看,我们就不大容易理解作品所涉及的一些作者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又和读鲁迅杂文的情况类似。统观鲁迅一生的创作活动,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前期偏重于小说创作,但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了《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一般的”小说,而杂文写作量却越来越增加。鲁迅在十八     

《莽丛中》的杀人犯究竟是谁——兼谈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

日本“鬼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公元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七年)及其作品,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二十年代前期芥川龙之介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先生就翻译了他的两篇小说《鼻子》和《罗生门》;一九八二年,我国又新出版了《芥川龙之介小说集》.但是他的一些作品,如《莽丛中》及主要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等,却令人十分费解,甚至看后往往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这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大多带有一点“鬼气”的缘故吧!     

编后记

本期所收的八篇译文,除“雅典政制”外,都是本校世界古代史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在1955-56年两年间的译作;力野和日知合译的“雅典政制”,则从1954年秋季就开始翻译,译稿经过几番更易。当初翻译这些论文和史料的目的,不是为着发表,而是为着我们自己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参考。这些译作无疑的都是不成熟的初稿。近来校外有些从事古代世界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同志常常责备我们不肯把这一类的非成品公诸同好,我们接受这种意见,并且认为这些非成品在目前还是有用的,所以选择这八篇先行发表,请求同好者不吝指教。     

生命哲学的寓言——沈从文小说集《月下小景》

沈从文的小说集《月下小景》创作于1932年至1933年,集中九篇小说,除作序的第一篇外,其他均为《法苑珠林》中佛经故事的新编。这些新编故事和原佛经故事一样,都不是按照真实性原则描写现实人生的小说,而是寄寓哲理的寓言,不同的是原佛经故事所寄寓的是佛教哲学,而新编故事所寄寓的则是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是爱与美的哲学。它把人分为“生活”的人和“生命”的人两种。“生活”的人,不脱动物本性,所求为食与性的满足,虽有所爱,但这爱的基础不外是情欲,由于目标容易达到,所以常常陶醉于生活的完美和幸福中而成为惰性十足、无所追求、丧失生命力的     

浅谈《伤逝》——从子君的悲剧看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鲁迅的短篇小说中,《伤逝》是一篇很有影响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鲁迅以他作品中少见的抒情笔调,描写了“五四”以后一对青年男女——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婚姻悲剧,表达了他对于妇女解放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同时也表明鲁迅在对妇女解放的道路,从而也是对中国社会解放的道路的探索方面所作的努力又有了新的收获和新的起步。这篇小说,不但是那个时代斗争生话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 早就立志于民族解放的鲁迅,历来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为她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还在“五四”以前,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就从妇女问题的角度发出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疾呼呐喊。     

鲁迅小说三题

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祖”.《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写成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于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后由鲁迅收入《呐喊》小说集.鲁迅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并说《狂人日记》同《孔乙己》、《药》等一起,因“内容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最初实绩”.     

鲁迅郭沫若历史小说比较论

文学史上有些现象乍看十分偶然,仔细考察却又包含了充分的必然。鲁迅在创作了不少出色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后,突然开始写作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这是一九二二年发生的事,他写的作品是《补天》(原名《不周山》);接着在一九二六年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之后,在离开北京到厦门时,又创作了《奔月》和《铸剑》(原名《眉间尺》)。然后一停八、九个年头,又重新提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集中写了《非攻》、《理水》、《采薇》、《山关》、《起死》等五篇,和原先写就的三篇共八篇合成一集,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以《故事新编》为集名出版。     

张爱玲小说艺术漫谈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使人叹服。这样的艺术精品,委实是现代文学艺术园林中奇特的一枝。《传奇》除了内容的多义与丰厚外,其艺术风格的铺张、飘逸、轻奇,令人在突兀地惊喜中忍不住惊叹。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了。熟悉中外文学的读者,会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既看到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影子,又回味出英国著名通俗小说家毛姆的韵致。当年接编张爱玲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周瘦鹃老人,就曾这样     

“狂人”——鲁迅的影子

多年前初读《狂人日记》,茫然不解。后来读了一些解说性的文字,仍多不解之处。鲁迅自己说这篇小说是揭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罪恶的,可是看一些解说性文字,揭露家族制度一项似乎没有着落——在这篇小说中,是怎样揭露家族制度的呢?小说写:四千年历史每一页都是“吃人”两个字。所谓“吃人”自然不限于真地把人肉送到嘴里。吴虞写过《吃人与礼教》一文,意在为《狂人日记》作疏证,其中广泛搜罗历史上吃人肉的记载,于揭露礼教有意义,若以论小说,     

论抄本《绿野仙踪》及其作者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百回抄本《绿野仙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海内孤本。它与一般通行的八十回刻本《绿野仙踪》相比,不仅内容充实,文字准确,而且还难得保存有作者李百川的一篇自序。这篇重要的自序,是目前探讨李百川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唯一资料,自然十分珍贵。因此,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对这个不太容易为人见到的抄本的整理、研究,并与刻本相比较,以探讨其学术价值。《绿野仙踪》创作于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至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间,略迟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清中叶一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郑振铎曾论到,《绿野仙踪》“决不至一以其荒唐无稽而弃之”。我们透过荒唐无稽的佛国神界的“仙踪”,看到小说反映的仍是人间“绿野”的广泛现实生活,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很深刻感人的。因此可以说,达部小说不仅仅是“点缀以历史”,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它的价值是毋     

论讽刺文学与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同志的“锻炼锻炼”这篇小说,是一篇讽刺性较强烈的作品,肯定地说,它是一篇讽刺文学作品。为了对这篇小说发表一点意见,我们先探讨一下有关讽刺文学的理论问题,然后再对这篇小说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关于讽刺文学 什么是讽刺、讽刺的内容、讽刺的性质、讽刺的作用和目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鲁迅先生和毛主席都曾给我们作出过明确的指示,提出过精辟的见解。     

试论《玉梨魂》的思想倾向

《玉梨魂》是徐枕亚的骈文体长篇哀情小说,民国元年出版单行本。“因为此书的风行,引起好几个志同道合的作者也竞写这类长篇小说。”①这足见《玉梨魂》在当时影响之大了。《玉梨魂》以一九○九年春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三个“痴男怨女”的爱情悲剧。这部小说历来被认为:作者是把小说当成“闲书”,“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②;作品所描写的是“无聊爱情”③;“小说并不是要反映封建势力对     

《补天》与弗洛伊特学说

作于一九二二年的《补天》,是鲁迅第一篇从古代采取题材的小说。在谈到创作意图时,鲁迅说:“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义学的——的缘起。”又说:“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这对我们理解《补天》,是一个重要的指示。然而,过去我们对此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即使论及,也“语焉不详”。本文拟从弗洛伊特学说对《补天》的影响的角度,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论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

文言小说中,在篇末附加议论的情况在唐传奇中就已经出现,这种篇末议论形式最早来自“史评”,而后为小说家所采用。宋代文言小说中的篇末议论在依循唐人之模式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议论文字冗长且具备独立文体形式;议论中的教训意味加重;议论干预故事主题。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宋人的理学文化和科举用论的制度。篇末议论的垂诫意味加重、议论干预故事主题都可以从追求“存天理、灭人欲”,“改过迁善,克己复礼”以及“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思想中寻求根源。宋人小说中的这种与唐人有着种种不同的篇末议论也与宋代科举的“试论”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