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族裔民族主义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冲突

全球化时代族裔民族主义兴起所引发的族群间暴力冲突是当今世界冲突的重要特征,民族/族群认同的回归与国家认同的"去中心化"所引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是观察这一现象的重要视角.族裔民族主义的复兴在西方国家和后发展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重新解释、塑造和建构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和民族间的平衡,最大限度地控制强化族群认同和族裔民族主义的外部因素是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的和谐、稳定和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仪式庆典中的认同建构与国家的“在场”——以河南蒙古族的“那达慕”为例

在青海省黄河南部有一部分特殊的蒙古族群体,在与周围藏族长达700多年的互动往来中,因逐渐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而常常被外界误识为"藏民"。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这一族群尝试通过复振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特色和形象。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文化复振活动--那达慕为例,通过对河南蒙古族恢复那达慕的过程的叙述,旨在探讨该族群如何借助这一仪式活动,来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意识,并进一步揭示了该仪式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民族认同构建视角下雅利安主义在伊朗的散布与影响

雅利安主义在欧洲的起源及其在伊朗的散布是世界民族国家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脱胎于欧洲东方语言学的雅利安种族主义思想自19世纪后期传入伊朗后，经历本土化和纳粹德国的影响，而成为伊朗界定自我、区别他者的重要认同工具。作为自我东方化的错位认同，伊朗雅利安主义以所谓共同的雅利安身份而将西方视为“我们”,以非雅利安的阿拉伯人等族群为“他者”,渲染雅利安种族优越与伊朗文明的辉煌。它迎合了伊朗巴列维王朝民族国家构建与西方化改革的需要，成为伊朗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得以广泛散布传播。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雅利安主义经过一段时期的边缘化后再次公开出现，在官方伊斯兰主义主导下继续参与伊朗民族认同的构建，但雅利安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二者内在的排他性使得伊朗并未走出民族认同困境。雅利安主义对伊朗的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和对外交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族地区社会安全运行的思考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条件下，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新旧观念的冲突、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是新中国建立后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一直呈现出追赶型的态势，这种特殊的发展历程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和复杂。同时，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全运行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全运行问题。     

对全球化、边缘化与族群冲突的独到分析——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

族群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安全,而且也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族群冲突加剧,全球化与族群冲突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与学术界研究的重大问题。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东南亚地区,族群矛盾深刻,这不仅给当事国人民造成诸多痛苦,而且引发危及国     

“赞米亚”视角下的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国家适应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认为,基督教在赞米亚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是与山地族群的先知主义和千禧年宇宙观契合,从而使基督教成为山地族群借用的意识形态与谷地国家对抗,逃避谷地的统治。然而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山地民族皈信基督教的例子则显示,基督教为这些民族带来符合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山地民族进入现代性的社会化道路,这恰恰符合了国民政府对于山地民族长期以来的教化愿望,期望将山地民族真正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下。因而基督教进入“赞米亚”区域,虽然也有逃避统治与国家相对抗的一面,同样也有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一面,促使山地民族适应国家并进入国家。这可能是斯科特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表现及影响

跨界民族是指跨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利益问题、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外部势力的介入等原因会引发跨界民族问题,并产生国内和国际影响。跨界民族问题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危及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危害国家边疆地区稳定和国防安全、削弱国家凝聚力、加剧民族矛盾与冲突、损害所在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跨界民族问题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对相关国家周边外交关系带来深远影响,易于引发相关地区关系紧张与冲突并成为引发重大国际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等方面。     

族群及其未来:我们如何面对——读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

在20世纪的百年中,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族群意识、族群认同、族群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变迁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一方面,族群(民族)问题成为当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的最为棘手的难题,另一方面,不同的族群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冲突加剧.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难题,乃至于成为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族群意识町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的<群氓之族>对族群问题察幽探微,更令人惊异的是伊罗生30年前预言的族群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一一爆发,预言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至于未来的趋势如何发展,则足以引发世人深沉的担忧.     

从“熔炉”到“马赛克”——加拿大的族群及族群政策

本文结合英、法、美三个国家对加拿大联邦成立后产生的影响,分析加拿大族群政策的演变过程,侧重探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和实施情况,并借助已有文献和加拿大2011年人口数据①,研究加拿大联邦成立后的族群状况和族群关系,着重关注英、法两裔加拿大人在历史上的矛盾纠葛.本文认为,加拿大在从“熔炉”到“马赛克”的政策演变过程中,尽管民族问题一直存在,但不变的始终是国家统一原则,借以驳斥以我国民族问题为口实妄图分裂我国的论断.     

外部势力干预下的阿富汗族群冲突特点及影响

族群问题是影响阿富汗内政的关键因素。阿富汗族群冲突因外部势力干预而起。自杜兰尼王朝以来,在外部势力干预下,阿富汗族群关系逐渐恶化,族群成为外部势力干预阿富汗内政的主要工具,同时阿富汗族群问题导致赞助政治迅速发展,并逐渐伊斯兰化。在内部纷争和外部介入下,阿富汗族群冲突引发了阿富汗国内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安全问题,并扩散至全球范围,为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深远影响。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族群冲突的和解仍将面临内部权力纷争和国族认同缺失、外部势力干预和国际恐怖主义上扬等多重挑战。     

选举民主与族群冲突:断裂型多族群国家的民主化困局

断裂型多族群国家在自上而下推行选举民主后,形成了事实上的族群性政党竞争制,这种制度不但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和国家整合,反而放大了族裔差异的政治化程度,加剧了族群冲突。本文分析了断裂型多族群国家民主化转型加剧族群冲突与族群暴力的制度原因和基本机制。在这些国家,只有政治精英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推进国家构建和社会整合,使国家的社会形态从断裂型多族群社会转变到中度分化型社会,并朝低度多样性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断裂的族群结构形态,才具有实行民主的社会条件。     

“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台湾语言生态——基于“族群政治”分析视角

国民党独尊国语的极端政策到上世纪80年代中叶解严后有所缓和,由台湾"族群政治"矛盾引发的族群冲突开始不断对台湾语言生态形成强大渗透,进而深刻影响台湾当今社会的语言状况.语言冲突在当前的台湾尤为突出,而这主要源于语言、政治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语言的生态呈现的是人与文化、外部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政治人类学角度切入,对台湾语言现象的研究会获得深入的认识.     

浅谈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一些以移民为 主的国家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上百个民族居住,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处理多民族或多族群关系的过程中,从民族或种族歧视、同化政策逐步走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使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断发展。多元文化政策作为一项政府的民族政策,起源于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得到发展。     

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

本文主要介绍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源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社会学族群关系同化范式、权力—冲突范式,并回顾了人类学领域族群性研究的相关启示。传统的客观特征论与晚近对主观认同的强调构成了族群关系与族群性研究的两种主要的分析框架。晚近的研究,强调在民族国家背景下,考虑资源竞争和权力关系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维汉关系中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

民族问题是现代国家中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处理得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本文以族群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新疆两大族群--维汉族群关系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认同提供政策建议.     

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关于高加索冲突的理论探讨(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政治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冷战后,随着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国内冲突的爆发,这种民族政治冲突达到了顶点。在非洲和南亚、在东欧和欧亚大陆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在西欧以民族划分的社会群体之间也爆发了为数不少的民族政治冲突。①特     

中越边境布傣天琴文化变迁:喻天、娱人与族群标识

文章以中越边境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池屯等地的田野资料为例证,描述了布傣人的天琴文化由喻天到娱人,再到族群标识的变迁历程,并就族群标识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某种实物或符号成为族群标识后,不仅能够进一步明晰族群边界,而且因其可展演性及随之而来的利益,还可能导致对族群标识的掠夺或垄断,引发族群内外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影响民族文化的共同享有性.     

冷战后世界族际冲突的特点、原因及其消除

冷战后,族际冲突已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并且表现出新的特点:主体的多样化;范围的全球化;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宗教极端思潮为纽带,恐怖活动为手段。它的兴起,可以从冷战结束的效应、国家生存能力的增强、政府的政策、外部介入、政治和经济资源享有的不均衡、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寻找原因。在新的世纪,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民族问题,努力消除族际冲突。     

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政治安全影响探析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而政治安全则始终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根本保证。冷战结束以来,跨界民族问题对一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的影响日益凸显,对我国政治安全形势所带来的现实与潜在威胁也在不断增长:泛民族主义思潮对我国边疆地区安全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国际反华势力利用跨界民族问题加剧对我国的分裂活动;境外敌对势力对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渗透活动危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周边国家民族问题的辐射直接影响我国地缘政治安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政治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并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将这种危害降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