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官方谕俗文与基层社会控制

宋代教育事业、印刷业发达,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政府采取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家法,这些为谕俗文的产生提供了文化、物质前提与政策背景。宋代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站在国家的角度,通过谕俗文向基层社会宣传封建伦理说教、法律制度,有助于礼教深入民间和国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且对以后的社会发展起了相当的借鉴作用。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方式

理学在广西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二程平南受学于周敦颐,经历了发生、停滞、发展和成熟几个不同历史阶段,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兴学,讲学,撰写和刊刻学记、书籍,人际交往,碑刻和谕俗文等,通过这些方式,把理学渗透到广西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     

论隋代及唐前期的政区整治与改革

隋代及唐前期对州郡政区的整治改革在我国古代政区整改中最为典型:一是变地方上的行政三级制为二级制,罢郡置州,以州统县,减少地方行政层次;二是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压缩一级政区数字;三是大力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监督,严格实行奖罚制度。这种整治改革既纠正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近370年的地方政区划分与管理的混乱状况,理顺了地方行政区域划分,节约了行政经费开支,又调动了地方官的为政积极性,体现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用人思想,对以后各代行政区域划分与改革影响深远。     

清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及社会应对机制

清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直接影响着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面对此问题，中央政府及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治理机制，只是个别地方官带领民众进行植树造林。民间社会通过植树造林、梯田以及建设拦泥淤地工程、修建沟头防护工程等措施进行应对，他们所采取的许多方法不受官方重视，没有被总结、改良与推广。这一时期的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官方与民间社会互动不足，导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视阈中“民众导向”治理模式探析

基于我国政府行政在活动依据、服务功能、绩效评价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民众导向"治理新趋势。"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拓展,逐渐彰显了其在行政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也面临许多局限,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将立足"民众导向"治理这一新趋势,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探究我国"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明朝仁宣之治与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

"仁宣之治"的出现,固然与朝廷君明臣良,大政方针正确,措施有力等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成功.朝廷及时调整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荐举选拔得力大臣充当地方府州县的长官;且对地方官员严加考察,久任责成.因此,地方官多循吏,他们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兴利除弊,发展了生产,安定了民生.可以说"仁宣之治"的出现,基层官员甚有力焉.     

乾隆前期湖南的职役与地方社会治理

乾隆前期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社会职役在落实民生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受到官府重视.保甲的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如何把握地方社会职役的权限,成为官府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有的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事诉讼,违反保甲条例,官府及时纠正.有的官员具有"隐私"观念,值得关注.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在缉盗、治理私宰方面发挥作用,在治理溺婴、卖休以及自杀轻生方面也引人注目.湖南官府借助保甲等职役的地方社会治理,是清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实践,湖南民众的 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     

精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精髓

在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势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强调国家治理与民众需求精准匹配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既包括治理主体、治理中介、治理个体在内的结构要素,也蕴含民众需求导向、过程—结果导向、制度治国导向的价值要求。在精准治贫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内源式扶贫匹配贫困地区发展需求、顶层战略设计与考核监督共进。精准治贫也产生驻村帮扶工作队与村级组织协调互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等正外部性。在精准治党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权为民所用匹配基层法治需求、优化政党治理系统。精准治党思想产生了党员干部"规则意识"提升、党组织回应性增强、乡村权力结构整合等外部性。与其他治理范式相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强调政府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积极主动回应民众需求,实现政策与民众需求匹配,依据差异化需求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具有明显优势。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改革

全国抗战的长期坚持，关键在动员民众，而如何做到有效地民众动员，又牵涉到地方治理的诸般问题。为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时期实行地方政治改革，其主旨在强化地方行政管理，适度扩大政治参与，以强化行政管理为抗战提供地方支撑，以扩大政治参与调动地方士绅和民众支持抗战的积极性。但其成效却不彰，其缘由主要在于国民党的组织力薄弱，无法真正在基层深耕细作、动员民众。而且，国民党组织和治理的精英化趋向，在战时背景下，对如何动员并呼应海量的最广大底层民众的诉求，显得茫然无措和应对无力，这对因应抗战的全面化乃至战时国民党统治的稳固和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延续都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

灾荒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乾隆朝中期,顺天府通州发生了一起乡民告赈案,面对灾情,地方社会、地方官、皇帝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采取群体告赈的方式,谋求生存权利;州县官在处理告赈事件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地方社会与皇权的双重压力;乾隆帝以维护统治为首要原则,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及时调整赈济政策,缓和官民矛盾,从而到达秩序控制的根本目的。告赈案反映了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多方互动关系。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宋代地方兵器生产机构论略--以作院、都作院为中心

承续前代发展基础，宋初即已形成以作院为中心的地方兵器生产基本格局。由北宋及南宋，地方兵器生产渐次出现以作院为中心、都作院的产生、以都作院为中心，及以都作院为中心但生产格局更趋复杂等明显嬗变轨迹。宋代地方兵器生产格局变迁的背后，不仅揭示了宋廷对地方兵器生产的重视及组织管理的加强，也是宋代兵器生产逐步向地方转移的历史反映。南宋地方兵器生产组织的复杂，其实是南宋兵器生产更趋地方化、地方兵器生产自主权增强的反映。宋代兵器生产地方化转移的同时，也是把生产任务、原料、劳役等逐步转嫁到基层民众的过程，最终使之成为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摆脱的额外严重非固定赋役。     

监护型控制逻辑下的有效治理——对近三十年国家社团管理政策演变的考察

本文根据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治理策略将自1978年以来政府的社团管理政策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受不同时期改革形势和政治体制改革重心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国家的社团管理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放任到控制、从以非常规力量管理为主到通过以法律治理为主、管理重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监控体制背后则蕴含了一种监护型控制的总体逻辑。但是由于这种逻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域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家所持有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立场。通过对国家社团治理策略和背后立场的剖析,本文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即以"生存性智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研究范式。     

张绍伯政治与外交活动初探

晚清民国时期,张绍伯曾在新疆各地出任基层地方官,并任职外交特派员和驻外领事,在基层社会治理和外交事务中留下诸多痕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还未开展对张绍伯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专门研究。本文利用晚清稀见档案和民国时期报刊文献,对张绍伯生平及其政治与外交活动进行复原,以推进近代新疆地方基层社会治理史研究的深入。     

中国政府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危机

在垂直集权的人事行政体制和以党政领导为权利核心的行政预算体系下,地方领导官僚实际成为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要素。信息不对称和中央地方官僚的目标函数的冲突与共容,引发地方官僚在自身效用最大化驱使下的信息操纵、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应声虫行为、短期投机行为等代理人危机。     

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地方单项运动协会治理研究

本文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理论基础,以地方单项运动协会为研究对象,遵循"治理体系现代化→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单项运动协会治理"的思路,对协会的体制改革、结构治理、党的领导等问题进行探讨。结论有:在多元共治的理念下政府和地方单项运动协会要有合理的角色定位,在民主法治的要求下地方单项运动协会要完善治理结构;通过组织嵌入和政治吸纳完善党对地方单项运动协会的领导。     

唐宋时期地方官教化职能的规范与社会风俗的移易

唐宋时期,地方官教化职能的规范以及朝廷对地方官教化职能的不断强调和敦促,促使地方官的教化行为全面展开。在地方官推行教化的事例的数量和范围明显增加的同时,地方官的教化措施逐步接近百姓生活,推行教化的地方官的品级逐步降低,地方官主动要求朝廷支持的趋势逐步明显。随着地方教化的深入发展,社会风俗的移易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边州外郡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开始被中原文化认同和接纳。     

“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基于双轨、实体以及帝国三种研究模式的分析

以往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为统治。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具有特殊性与多元性,满足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上"治理"出现的条件。双轨模式显示县下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实体模式显示在偏远的乡村社区,其治理样态为无须官方过多涉入,民间即能够在宗族与地方精英的领导下,自发地完成治理。帝国模式显示官僚与君主是一种支配与反支配关系。此种关系赋予了官僚制独特的治理属性以及治理能力,其"治理"样态为官方主导的正式行政与非体制内地方精英主导的非正式行政的共生并存。该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同质性与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