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评介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超副教授的博士论文《周代国野制度研究》,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力作近25万字,新义纷呈,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是近年来周代史研究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 国野制度是上古史领域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与先秦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乃至思想文化无不密切关联;同时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学术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书从国、野问题入手,以“清理中国古代文明逐步摆脱氏族制羁绊的成长轨迹”为基本宗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国和野的区别,国人和野人的成分,西周国人和野人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春秋时期国、野状况的变化,战国时期国、野界限的消失等问题。其主要观点是:西周存在着国、野之别,国指少数文化先进的“点”,野则是相对较为落后的“面”。国人以周族及其同盟各族为主体,包括部分被证服者;野人的成分有“亡王之后”、落后部族和“流裔之人”等几大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国、野都没有真正作到按地区划分国民,国、野关系是在两种族团间结成的奴役关系。因此,西周国家只能算是初级形式的国家。春秋是过渡时期,各国的直接统治权通过辟土     

乡遂之制与西周春秋之乡村形态

西周春秋时代的城邑与乡村并非完全如《周礼》所言,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以乡遂、国野之制解释之。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引入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城乡关系与国野乡遂制度是两个交叉的概念。国野乡遂主要是政治属性概念,而城乡只是聚居点的分类与分级概念。国一般可以等同于城市,野则是由城邑和乡村共同组成;国之四周的郊、乡区域,一般也是大小不等的乡村村落。至于分封到各处的卿大夫往往是以采邑为中心,统辖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城乡共同体。乡村之中有着与城邑同样的宗法血缘关系,乡村组织是血缘与地缘的合一,而且在这一组织中,尽管家庭已是基本的生活与财产分配单位,但家族仍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单位。     

从“国”字的古训看所谓西周国野制度

目前研究西周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学者,大多承认西周有所谓国野制度:一邦之内划分为两大行政区域,即“国”与“野”;国野的对立反映了西周时代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此说颇为流行。为便于讨论,兹将有代表性的观点引述如下:     

秦汉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发展

(一) 秦汉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地区。我国领域内各种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和它们的民族属性,就反映着这种多民族的状态。然而,我国形成为多民族的国家,在一个国家政权统治下存在着多民族,则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夏、商、周三个朝代,虽然出现了科学意义的国家,出现了行使某种政治统治权的天子,出现了天子统治下的所谓五服“诸侯”,但是各诸侯国则是单一民族或一个民族分为许多诸侯国,天子的统治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天子除对自己直接统辖区,即所谓“王畿”行使完全的统治权外,与同一民族的诸候国只是臣服、贡纳关     

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

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需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拜读之下,有很多感想,现以宗法制度为例,提出来与杨宽先生商榷。《新探》“试论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章中,谈宗法制度的,有这么一段话:“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     

“赤县”试释

我国古籍中,中国有许多别称,“赤县”即其一。中国称为“赤县”,由来已久。《谷梁传·桓公五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战国时的《邹子》一书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但是,中国何以称为“赤县”,似乎缺乏更具体的解释。我认为,“赤县”是指天子帝王所居之“王畿”,即京都,因此用以指称整个中国。试解释如下: “县”,繁体作“縣”,右旁为“系”,左旁为“首”字的倒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縣,繫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繫,当作系,引申之则为所系之称。会意。”可见,“县(縣)”字的本义是指“首(首领、首脑)之所系”或“首之所在”,所以古代就把帝王天子所在之京都称为“县”。如《礼记·王畿》说:“(王畿)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周代王畿考述

王畿就是都城周围由王室直接统辖的行政区域。 周代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度。全部疆域由许多诸侯国组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是出于对周王的恭维。这首诗只表明周王是诸侯同尊的“天下共主”,他名义上对“普天之下”的全部疆域享     

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是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成说都有一定的缺陷。王畿是不存在的 ,“中国”(成周 )也不是天下唯一的政治中心 ,“周邦”不是天下之一邦 ,西周不是“周邦”与“万邦”并存的天下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上说是 :以周王为中央权力核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从这里统治天下 (四方 )。     

《周礼·地官》“司徒”析论

司徒既管理土地,又教化土地上之人民,故被《周礼》称"地官"。《周礼·地官》全面记载了司徒的职掌、属官、地位等。《周礼·地官》"司徒"的职掌与周代司徒职掌的实际情况基本相同;其属官中部分能与周代司徒的属官互相印证;其地位大体与西周后期到春秋初中期司徒的地位相符。《周礼·地官》"司徒"情况的大致可靠表明集中而丰富地记载司徒有关内容的《周礼·地官》基本可信,由此进而认为《周礼》的成书经历了从周初始撰到战国定稿的长期过程。     

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说初探

<正> 在我同古代思想史上,很早就有了国家观念。据考证,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口戈)”字,这是“国”字的最早写法,含有武装保卫人口的意思。《周礼·夏官·量人》则说:“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这里的“国”,意谓地域关系,而按地域划分居民,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如果把《周礼》定为周人的著作,那么至迟在商周时期,人们已有了国家观念。但国家是怎样产生的?它的起因如何?商周时期的人们并没有作出理性的回答,因为其时神权思想的统治妨碍或窒息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君     

说上古部落迁徙和地名方位的转移

<正> 有研究生来质疑。他们说,新出版的《夏史论丛》(齐鲁书社出版)在页6、102、248—249、313—315处都谈到夏史上的两个地名:斟寻和斟灌,在书中除页6处涉及较详外,余均一掠而过。斟寻和斟灌究在山东,抑在河南,我们还是不清楚,请予讲解。我回答说,要弄清楚,光在两个地名上打交道不成,要看旁枝旁叶的许多书,才能有收获。例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六中有“因国”一条,略曰:“有胜国;有因国。《周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左传》:凡胜国曰‘灭之’,是也。……(《礼记》)《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这是说,“胜国”,是被征服     

从周代应国器铭新释《诗·汝坟》《诗·下武》

结合周代应国彝器铭文,如应国爯簋铭、应侯爯盨铭、应侯见工鼎铭等,以及其他文化考古成果,经文史互证,《诗·汝坟》应为应侯爯所作,是创作于周懿王年间的一首政治勤王诗。《诗·下武》为应侯见工的献诗,为颂美其父应侯爯及应公室所作,以事父孝推及事君忠,表达了期盼周人实现永久统治的美好愿望。     

论儒之由来

孔子以前无儒名。“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雍也》。《墨子》中有《非儒》篇。《荀子》中有《儒效》篇。《韩非子》称儒、墨为显学。《礼记》有《儒行》篇。以上都是较后作品。汉人刘歆有儒出于周代“司徒之官”的说法,其立论根据是《周礼》。《周礼》在《天官》和《地官》中,有两条非常明白地记载着“儒”。 1.《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条下云:“四曰儒,以道得民。” 2.《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条下云:“四曰联师儒。”     

王畿哲学的政治向度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王畿提出了"先天正心"之说,把"治心"作为"治世"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同时他认为良知的效用可以扩大到政治生活领域;王畿和王阳明一样,强调"万物一体"作为最好人间秩序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倡导个体应该破除"意见"之私并承担社会责任;王畿崇尚王道政治,并认为王道政治之根源在于人心之诚;另外,王畿主张"政学合一".认为"学"必须有政治的追求和关怀,而"政"应该是"学"的深入和落实.     

中国的王官文化与儒学的起源

《汉书》中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受到现代学者质疑,其中儒文化的起源得到深入讨论。历史地看,儒文化的起源和殷商遗民参与制订周礼有关。周礼的制订标志着中国王官文化体系的形成,其特点是将政治大一统的基础建立在宗法伦理之上。周礼蕴含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内涵给儒文化以永久的启示。儒道墨法各家中,只有儒家认同周代王官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也是儒学后来成为与中国传统政治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     

试论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商王朝是一个由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臣服的方国共同组成的奴隶制国家政治统一体。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祭祀、军事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 ,这些表现又有着鲜明的的特点 ,如原始性、非对等性、不稳定性等。     

西周王朝国家结构探论

西周王朝和四土诸侯通过宗法分封制和畿服之制的原则和精神 ,初步建立起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各封国诸侯代表天子对其他封地进行治理 ,同时向天子履行朝贡、从征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义务。西周王朝统治者正是依靠这种逐步确立但仍具有一定原始性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加强西周王朝与四土诸侯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 ,从而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等级秩序和发展中的国家结构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夏代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社会,既有夏后氏这样的王邦即王国,也有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所谓"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多层次的政治实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若干邦国,因而夏王直接统治的王邦对于其他众多庶邦而言当然就是"国上之国",而其他众多的属邦由于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这种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而共同构成的夏王朝这样的"大国家结构",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     

汉代以前的礼乐沿革与帝王统治术

进入周代,礼承担起道德政治的责任。乐是礼的基本构成,礼与乐是周推明道德伦理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为政治所设的统治术。春秋以降,文化解释权下移,礼乐的文化阐述落到了平民思想家的手中。刘邦建汉,礼乐作为统治大法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可以汉武帝刘彻继位为界,前一阶段表现为刘邦因尝到礼乐的甜头而肯定礼乐;后一阶段表现为汉武帝将礼乐建设放到政治的首位,以礼乐为治国大法。后世王朝的政治制度虽时有革新,但礼乐作为帝王统治术却得到了全面的肯定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