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策略探析

随着90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就业市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仅是改善他们生活状况、促进社会融入的主要渠道,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求。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社会动力不足、思想文化投资不平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组织机构与投入保障体系、建立新型的投资运行机制、加强文化与发展取向的引导、培养企业家精神、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等路径,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以推进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舆情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少数人对社会产生不满和积怨,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一是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其政治参与度;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双重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工会的维权作用,畅通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五是要加强媒体的正面引导,消除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心理。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特征及市民化政策探讨

本文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市发展转型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整体政府和公民社会为治理基础,从文化、社会、政策的多重角度,研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措施。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若干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上已成为城市的一员,政治参与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政治保障。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感染,新生代农民工各方面逐步与城市人群接近,他们自主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更加明晰化,然而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方面却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外,这导致新生代集群化的行为时有发生,导致城市秩序不断改变。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制约因素,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引导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保障权力的有效运行。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资金、法律、素质、观念等五大障碍和困难.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创新制度,改革户籍、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土地、住房、教育等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多渠道筹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规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转变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刍议——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引导的是科技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在社会取得卓越发展的同时,现代化、工业化的到来也促使了社会风险的集聚,这类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由此风险社会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他们基于自身发展和理想目标的实现,大量涌入城市之中,成为了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间接缔造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风险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种权利的保障。其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获取路径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这类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需要凸显的是主体现实需求的满足,诸如：福利服务制度、职业福利制度、社区福利联合体,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

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既要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又要了解城市的各种规则,他们对前者的接受要高于对后者的了解。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很接近城市文明,但是因为制度设置的欠缺,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同时,城市也缺乏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使农民工们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无法较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在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边缘化。本文从职业理想、自我意识、社会适应力、身份认同、心理压力等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思想状况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实践理论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择偶的行为机制——以晋北N村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城市融入、市民化等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是对他们的婚恋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学界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时,常常强调宏观的社会结构,忽视微观的个人策略。本文在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运用场域、资本、关系等概念工具,尝试从主客观因素双向建构的关系角度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择偶的行为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实证调查与分析——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增强教育需求.以常州市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状况,并提出应对相关教育需求问题的对策.     

国家农民工政策调整与城市和谐

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使我国一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以至构建和谐城市面临新的问题.国家农民工政策调整对解决农民工生存与发展问题、对促进城市和谐起到很大作用,但由于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与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政策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其权益保障缺失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和谐因素.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契机,实现农民工最基本的待遇,构建覆盖全民的待遇体制,这是目前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探析

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横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路上的障碍逐渐消退。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仍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维护更是困难重重。不仅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滞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没有形成制约机制等制度性、体制性缺陷,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缺乏,也降低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功效。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亟须从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完善,以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农民工“半城市化”分析——基于主体资本存量的分析视角

当前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农民工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农民工的各方面资本存量不足。资本存量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框架。首先,农民工与土地资本存在着矛盾的关系,土地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之一;其次,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资本因素分别是来自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来自政府的制度、经济资本,以及在市场化运作下,农民工在城市消费支出扩大,导致城市化成本增加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从主体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半城市化原因,能从与农民工相关的主体方面更加详细地对原因进行探讨,以便于化解农民工城市化的困境。     

当前拉动我国农村消费的路径选择——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贡献,为经济增长在各国存在的差异性和家庭收入的差异性提供了解释.当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但目前的金融危机和未来政府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选择,将导致农户收入下滑,必然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公共财政在农村教育缺位、教育支出预期上升使教育储蓄成为农户重要的预防性储蓄,从而限制了即期消费.由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农户的未来收益和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启动内需、拉动农村消费应把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农民工失业补偿机制作为政策选择.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多重阻滞和推进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城乡交集的城郊结合部这一特殊场域,居住着大量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正在从农民向市民化转型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城市适应力较弱、制度政策环境较差、人格尊严易被漠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等问题.城郊农民要从里到外变成市民,自身的观念、心理、行为方式要转变,外部的社会生存环境也要改善.因此,农民城市适应性的提升、以制度创新优化政策环境、农民人格尊严的维护、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成为当前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