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观念变迁论

放下书本放下笔,离开专业部伍,投身于斑斓的经济大潮角逐之中,这便是所谓的文人“下海”,雅言之“弃文经商”,古雅言之“弃儒就贾”。十数年来,有人对此现象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或惋或叹,或褒或贬。余学也翦陋,总觉得诸多分析中,大都是从市场经济的影响着眼,较少谈及其经商意识源流方面。诚然,当此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转轨之际,大量的外来文化意识影响到我国既有的社会价值取向,然而“既有”并非一张白纸,作为“文人”这种社会阶层,溶知识与思想于一身,既是数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的承负者,又是现代文明经验的传递者,如果说他们不受自身文化传统的潜在作用,而全然被动于外来意识的驱使,那是有悖逻辑的。那么该怎样去认识呢?愚以为有必要从自身文化传统的角度,亦即历史的角度,谈一谈“士”与“商”的关系,“治学”与“治生”的意识流变,庶几能说明一些问题。     

施蛰存的人文意识与文化心理结构

施蛰存是一位具有浓厚的人文意识和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 ,他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理想的形成 ,与他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奠定施蛰存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因素主要有 :一是他父亲“士”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二是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 ,三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风情和文化韵味的感染和陶冶 ,它们各在不同的层面上加深了中国文化意蕴对施蛰存文化心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人传统 ,二是士的精神。文人传统所代表的是一种诗词文赋的人文风情 ,它养成了传统士子浪漫潇洒的心性 ;而士的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和文化品格的体现 ,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国家民族的道义及文化创造的责任感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知识分子原罪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论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民粹思想的双重文化心理

现代性在历史转折期生发,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对现代性的感受导致他们具有不同的民粹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原罪意识”又演绎出相同的民间立场,使他们具有双重文化心理。“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是产生民粹思想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士文化的负罪感使鲁迅强烈地想借助现代性改良社会、启蒙民众,以自由意志坚守民间文化立场;同时,在对封建主义色彩的政权体制又表现出“反抗绝望”的复仇主义姿态。托尔斯泰从“忏悔的贵族”到“赎罪的自觉”都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表现出在道德范围内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特的乌托邦精神。张承志带着青春时代红卫兵情结融入底层民间,强烈的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使张承志对底层人民的忏悔表现出宗教性质的感恩和礼赞。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关系密切,不同时期文士籍贯总是以密集点的呈现表明其分布状态;中晚唐文化虽呈南移趋势,陕西和河南籍的文士密度仍居前列;《丹阳集》编撰的意义在于确认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而初唐“吴中四士”的出现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强盛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     

就士妓恋杂剧解读关汉卿与马致远

关汉卿与马致远均为写作士妓恋杂剧的大家,相比较而言,关汉卿能关注到作为弱势群体———妓女们的不幸遭遇、痛苦生活,并从理想的角度赋予她们以光辉的形象,描写了她们以自己的美丽、聪明、机智来抗争命运,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情怀;马致远则站在文人的立场借杂剧创作抒发了士不得志的失落情怀,在剧作中表露出一种白日梦情结,体现了一种寒士文化精神。若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被男权社会的伦理规范所改塑过的。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论屈原贾谊的意识倾向及其在贬谪文化史上的模式意义

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是中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两大恒定主题,前者的结果一般使得耿介孤忠之士益发执著于现实;后者则导致沦落困境的文人往往走向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形成两种既相关联又相反对的意识倾向一执著意识与超越意识。作为这两大主题和意识倾向的早期代表人物,屈原和贾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他们身经的流放贬谪,更给这两大主题和意识倾向打上了浓郁的悲剧烙印,并以模式的作用昭示后人。     

江湖与中国雅文化

本文对中国文化中并不隐秘而又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的“雅文化圈”中的“江湖现象”进行了梳理研究。文章首先对“雅”“俗”文化作了简要的界定,并对“江湖”在这两个文化层中的不同的意义和表述功能作出比较,然后描述了“雅文化”与“江湖”的关系的三种表述方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江湖”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意义与位置,探讨了“江湖雅文化”在中国特别发达的种种原因与其中所显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作者认为,“江湖雅文化”的特别发达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特色和中国传统文人既有洁身自好的追求,又有个人主义、逃避主义心理的群体性格,它的成因在政治制度、主干思想等八个方面。     

宋代歌妓与宋词之创作及传播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歌 妓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在宋人社交、娱乐活动中唱词侑酒。歌妓唱词与文人填词共同构成了词 文学的原生状态。在此过程中，歌妓向文人提供新声，乞要新词，并以自身的特质参与建构 了宋词的审美特征。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门客文化”探源

去年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柏杨称之为“武则天时期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的由酷吏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马树全注译本),他对专制文化的深刻体悟与坦白表达,对于我们认识人性邪恶的一面及其在专制条件下可能肆虐的程度,极富震撼力。近来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游民、门客、士)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与小传统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文化热”席卷中国大陆以来，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的热度历久不减。人们更衷情于卷帧浩繁的典籍文化，却疏忽了活生生的生活文化；多蔽于观念层面和理想型态，对日常生活社会和人生似有一种隔离的感觉。尽管早有学者呼吁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研究必须深入至民间社会、基层人群，但至今少见力作问世。因而，王学泰先生新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甫面世，便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被称誉为“发现另一个中国”。 鉴于目前研究背景和情状，本刊旨在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志趣更多地引向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的提法受到一些学者的价值学意义上的质疑。但在未找到更为中立合宜的词之前，我们姑妄用之），展开对诸如小传统的实质、结构、功能，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关系，小传统在民间社会的传承、传扬及其对民间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知识分子与小传统，小传统与国民性，小传统与区域文化，小传统在现代化转型社会的文化建构中的命运以及小传统之于未来中国的命运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为此本刊特辟“小传统与中国社会”专栏，诚邀对此类问题有兴趣的各界方家不吝赐稿。     

略论明清之际文人悼亡情绪的文化史内涵

明清易代之际 ,汉文化传统的文人都被抛入到悼亡大合唱中 ,以吴梅村、钱谦益为代表的在朝文人的“旧朝情结”,以张岱为代表的在野文人的追忆意识 ,不仅揭示了文人的所负载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 ,也兆示了华夏文明的衰落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明人山水趣尚

中国士大夫对山水有着特殊的情好,这种文化心理积淀,可称之为“山水情结”.明代文人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倜傥之士,对山水更是一往情深,以至嗜水成性,爱山如命,“以性灵游,以躯命游”.其山水情思在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中又注入新的因子,添上新的色彩,显得格外绚丽奇特.明代中叶以来的雅士几乎无人不好游.     

明代宁夏士文化——兼论西北边塞环境的文化变形作用

宁夏作为西北边塞重地,历来是中原文化西进北渐的边缘地带。由于宁夏农牧皆宜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战争频繁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中原文化的核心体系——士文化,通过人口迁移、思想传播等途径进入这块文化兼容地区并发生适应性变化,从而产生中原士文化的地方亚类型,即宁夏士文化。明代的九边重镇,其中两个就设在宁夏,士文化的军事边塞性质更为明显。选择士大夫文化作为明代宁夏区城文化的典型代表,可以增强与中原文化的横向可比性。一、明代宁夏士文化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士”原指成年男子,后引伸为集知识分子、行政官员为一身的封建社会知识群体成员(也包括少量失意落魄的文人隐士)。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优秀载体,他们的     

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末世情绪与晚清的文学书写

末世情绪是晚清文人面对西潮涌入、传统文化失落的集体性情感反应,他们或激愤或消沉或失检放纵的行为方式莫不是末路意识的折射,末世感深刻影响了晚清文人的文化心态,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晚清文学的面貌。     

感官、商品与世界主义:都市"当下性"与现代性的"美学"转移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写作中,启蒙化的“世界主义”观念及其与诉诸感官层面的都市“当下性”的互补和对立关系是一对引人注目的存在。启蒙话语中的现代性与向未来开放的、不可重复的时间意识联系在一起。对于个人而言,则要求把自己和时代、未来相关联。上海纨绔文人激进夸张的风格与此社会意识对他们的刺激有关。然而,他们虽然接受历史大叙事的指引,却又不自觉地被城市霓虹灯所魅惑吸引,在写作中出现了文化层面的先锋性和通商口岸物质现实的交锋,促成了以民族现代化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向关注个人体验的“美学”现代性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