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为何要还乡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或乡镇企业,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近几年来因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使“民工”返流农村,因此要加快农业发展,才能有效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使之有序流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破解"三农"问题和实现城乡统筹战略目标的关键.文章基于城乡统筹发展视角,利用重庆直辖以来的数据,将推-拉模式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结合,针对"推"和"拉"的因素分别建立模型定量分析重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村人均耕地减少和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提高是影响重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力",而城市较高的收入和现代化水平是影响重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拉力".     

武川县上秃亥镇黑沙兔村劳动力转移分析

我党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息息相关.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进而引发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当前形势下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个问题对于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统筹四川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对策谈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发展,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通过城乡产业融合,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增强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形成城乡互动共进、融合发展的格局。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格局,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就是给农民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的具体体现。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发展应采取以下一些对策措施:需要对…     

社会保障视域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由于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农村人口自由流动成本过高，阻碍了劳动力自由转移，进而影响了农民增收。基于1990—2006年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及相互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下一期农民增收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当期收入增长无显著性影响；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但没有发挥其经济推动器的作用，还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率，进而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故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加大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要逐步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以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社保方面的障碍，促进农民增收。     

一种测算"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方法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成分的日益多元化,计划时期形成的抑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性壁垒逐步削弱,农村人口的迁移权利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也迫使滞留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到城市谋求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规模逐年增加,并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民工潮",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推动着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与实施对策——基于推拉理论的托达罗修正模型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如何在城市就业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问题,是推进城镇化和提升农民收入以及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推拉理论",结合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实际状况,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并以此构建多元回归模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应当加快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培训"农民工"专业技能的力度;深化体制改革,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壁垒,构建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制度;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的有效转移。     

成都农村社区建设解析

从2004年开始,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在"三集中"、"三大重点工程"1、"六句话"2等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成都市启动了旨在实现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变、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转变的"撤村并组"的农村村组管理体制改革和"新居工程"。     

我国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转移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课题。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很小,一般在10%以下,有的国家不到3%。而在工业化的初期,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虽然较高,但并未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存在大规模的富…     

对互助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以后，“三农”问题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将其确定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发展”被置于首位。特别是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和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我党在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和深化。在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方略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突出的社会矛盾，任务尚十分繁重。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地少人多是我国的现实状况，“三个人的田五个人种”是再通俗不过的描述，农村存在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是不争的事实。在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所吸纳的劳动力日趋减少，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怎样通过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来消化如此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仅关系到我国7亿多农民的命运，更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研究——基于省域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快速增长,农民外出务工与转移步伐呈现加快现象。在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的趋势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粮食生产决策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日益凸现。为此,从农户供给反应行为入手,构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粮食总产量、粮食平均产量的供给反应模型,采用省域动态面板数据,利用GMM方法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粮食生产影响的途径与程度。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粮食总产量产生了重要影响,非农就业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人口迁移对粮食生产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利用历史统计数据,采用劳动力配置效应模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了农民收入总量提高和收入结构优化,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模式进行考察,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分析

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09年的追踪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估计了全国教育收益率的总体变化趋势,并通过引入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来考察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全国教育收益率并没有延续以往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变化对教育收益率的变动都有显著影响.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本研究还比较了城镇和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变动趋势的差异,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先高后低反映了我国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开放进程.     

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机理研究

2009年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观点被“民工荒”现象逐步推翻,其诱因是“结构性的不协调”,是制度性歧视抑或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的已经到来?为理清这一问题,结合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收入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农村金融体制和信用制度的改革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拒绝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一方面,政府在下一步的招商引资工作中,不能再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吸引投资者;另一方面,政府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及其转移接续制度.     

城镇就业风险、环境、条件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逆向回流

基于685份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个人及家庭特征、就业能力、就业风险、就业环境及就业条件等对其逆向回流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年龄越大，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越低，务工单位拖欠工资与签订合同情况越差，城镇政策体制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越差，理想工作的择业门槛越高，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倾向于彻底逆向回流。因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应积极发展城镇第二、第三产业，改善城镇就业环境，降低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务工的就业风险，同时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和文化素质。     

20年来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民生福利考察

依据“从旅游中进去,从民生中出来”的研究思路,在构建概念模型基础上,运用1989-2009年张家界统计数据,利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森指数、基尼系数、居民收入比指数、消费差距比指数和旅游服务密度指数6个指标,对张家界民生福利改善过程的整体情况和城乡差别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张家界城乡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所获得的收入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收入增长慢于旅游产业的增长;同时,在城乡居民之间也存在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弹性比农村高0．05;（2）张家界旅游开发带动民生福利改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不平衡的,农村居民福利改善的速度既落后于城镇居民,也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3）随着旅游服务密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比和消费差距大体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现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化可以通过两种机制的作用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城市化带来的聚集经济加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城市化使得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优化第一产业，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时城市本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即城市化先作用于要素积累和结构变革，然后才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作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能够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产业结构这四条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在现阶段人力资本和结构变革是城市化与人均产出之间的显著影响渠道。